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间，我曾在算是第二故乡的贵州做英语翻译和导游。贵州，这个曾经是化外之地的山区省份，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才由鄂尔泰把它以“改土归流”的方式，从各地土司手中收回，交朝廷命官治理。来自遥远的北京的浩荡皇恩收编了化外之民，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一串诸如“清镇”，“镇远”，“镇宁”之类带着血痕的地名。我所带领的游客大都来自美国，其实所有客人中法国游客更多，因为法语导游有时安排不过来，我也滥竽充数地去带过法国团，当然是讲英文，法文我虽懂一点，但实在太不合格，只能滥竽充数。这些客人都是有特殊兴趣的，因为他们喜欢去的地方实在太偏僻。

　　我们会用一周的时间，坐在旅游车上东西向横贯整个贵州，因为有的团从昆明经曲靖进入贵州兴义，游览黄果树，贵阳后，再到凯里，榕江，黎平进入广西三江，直至桂林。很偶然地，我曾经在贵州西部一个海拔很高的山顶苗寨，看见了一场葬礼。人们表情肃穆围成一圈，绕着什么图腾慢慢地走，然而没有哭声。在南部的高山寨子里，看见苗族妇女用来装饰自己的，是海边才有的贝壳，我问当地人，说他们几千年前的先祖，竟是生活在海边的，其间的变故实在复杂而悠长。贵州的东南部，即凯里，榕江，黎平一带是游客最喜欢的。这里既有群山，又有江流，又有一个个山寨，上了年纪的苗族妇女，都按传统服饰和发型装扮，逢赶集，节日，年轻的女孩穿戴上叮珰作响，熠熠生辉的银饰，非常引人注目。不过，有些生活方式形同远古时代的村子，虽然作为旅游景点，以外在的异域风情吸引西方人，自己的生活仍然是相当贫穷的。游客尽情拍照后也就离去，寨子则依然如故，有空调的旅游车飞快地驶出了寨门，当地村民仍然是要背着沉重的担子，在汽车碾起的灰尘里，一步步走到很远的集市去。有时候，路边扶老携幼正在走的村民，在汽车声中靠边停下来，回过头，有些茫然地，透过满天尘土望着我们的汽车弛过。但在缓慢中，当地人的眼界和心态也因为西方游客的到来而引起很多微妙的变化，比如渐渐知道家中的银饰和刺绣是可以作为商品出售换钱的，原本作为节庆和祭祀的一部分的歌舞，也可以因为旅游团出价而表演。

　　当然游客们也吃尽苦头，道路是极坏的，很多地方的招待所服务低劣，且不太卫生，饮食也未必合口味。至少我就在征得同意后，带着法国人去吃过猪大肠火锅的。苗人嗜酸，酸汤大肠，酸汤鱼是在凯里必定品尝的，而那对法国人照样吃得精光，快乐得要死。贵州东南和西南，各有一条以做狗肉火锅出名的街镇，花江和盘江，街上的餐馆一家家全是狗肉馆，标记就是把煮熟的狗屁股切下来，尾巴朝外，放在店门口临街的木台上。到了这样的镇上，通常就停车，在对地方文化进行适当的解释后，让游客步行穿过。现在想来，专门让爱狗的法国人参观煮熟的狗屁股，是不是一种残酷呢？但在记忆中，法国游客也镇定自若地看，还兴致勃勃地用相拍照，回到车上，没有人就狗权提抗议，也没有人看来痛不欲生。到中国西部旅游的西方人，看来早就精通所谓的“文化杂多主义”了。凯里附近的一个叫青曼的小寨里，有一个叫杨飞龙的苗人，画得一手好农民画，更奇的是，他喜欢制作模型，他曾经做了一个可以放在手掌上的织布机，有一个小小的梭子，而且还有已经织了一小段的布。距离黔东南的州府仅几十华里的郎德，是游人必去的著名苗族村寨。他们的仪式，由寨里的巫师——他们叫“鬼师”——主持，会把珍贵的铜鼓，抬来放在广场的中央。老巫师去世后，听说还有人要争着坐这个位置。苗人是爱酒的，但是我必须强调，他们的劝酒有种戏噱的成分，只要你说不会，并不会强迫你。有几次，我甚至遇到声称自己不太会喝酒，而且酒量似乎还不如我的苗族男主人。一次竟在郎德寨中遇到一位穿苗装的少妇，却说着一口地道的北方话，聊下来才知道，她姓张，原是北方什么小城市多有趣的东西，还可以看到在路边用传统方法染布。

　　在这里过夜，我们住在一个叫“小江南”的私人客栈。“小江南”原本临江而筑，坐在宽大的露台上，就可以看到平静的江面，以及江对面的山和苗族村寨。客栈的老板是一位本地老人，姑且叫他龚先生。龚先生算是当地的一个文化人，他开朗，喜欢写点小文章，也喜欢摄影，他的客栈墙上，贴着他自己拍摄的照片，书写的对联。大概因为外国客人比较满意，“小江南”上了西方某种旅游指南书，然后很多的背包客就都乐于来投宿了。龚先生说，住得久的客人，只要自己愿意，可以到集市上去买菜，在他的厨房里做，他是很开通的。到了夏天，江水会涨起来，有一年将“小江南”以至门口的公路完全淹没了。龚先生当然也已经赚了钱，为了避免洪水，就开始在对面一座山坡上新建客房。龚先生把山坡上的新客栈修成了一座庄园，有大门，客房，自己的住房，亭子，小院，还养了一条大狗。他喜欢用杨梅等水果，泡成各种果酒，在自己的房间读唐诗，房里还一架小学校常见的那种风琴。有一次，我和一位美国俄勒岗州来的客户，就在春天的傍晚，坐在山上的小院里，与龚先生饮酒聊天。那时，小镇已经有一对从桂林来的姐弟俩，修了一座更新，更高级的旅店。美国客户彼德对此非常不满，因为他觉得只有龚先生才是真正爱这座小镇的，外来者无非是为赚钱而来。不过龚先生仍然微笑着，说他并不介意，生意大家做嘛，只要他们做得好，对当地也是有贡献的。临别的时候，已经喝“高”了的彼德说了一句话，由我翻译转达给龚先生。他说，龚先生是一个小人物，而有一颗博大的心。这句话听来很美，彼德可是耶鲁英文系毕业的，平时我就发现这家伙写的电子邮件中的句子特别饶舌。当年他为了逃避越战，跑到非洲去当和平队队员，亲眼见到当地人吃猴子，彼德回到美国后一直愉快地混迹在社会边缘，然后开始组织游客到中国，东南亚旅游，本人兼倒卖亚洲工艺品，还颇赚了些钱。当我们谈话的时候，龚先生的太太有时会过来，问一句什么，眼里全是柔和的笑。在这座庄园的最高处，有一座精心设计的墓地，仔细读墓碑，才发现这是龚先生前妻的墓，那我们所见的，原来是他续弦的妻子。

　　还有一次，还是和这位彼德在贵州东南部靠近广西的地方考察。这里气候潮热，满眼是亚热带的浓绿，但地方实在太偏僻了，连我们的老司机也常常找不到路。有一次，又遇到一个岔路口，司机照例停下来向当地人问路。司机上车后，彼得终于忍不住问我，“为什么有岔路的地方没有路标呢？” 我想，这么偏远的地方没有个路标有何奇怪，这个问题着实无聊。但嘴上却煞有介事地用很专业的口气解释说，“很简单，中国人很久以前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不管走哪条路，一直走最终就会回到原地（you will always come back to where you are from）。要路标干什么？” 彼德一听就笑起来，闭嘴了。来美国以后，有一天突然想起这件事，就把它写下来，一百多字，寄到香港《读者文摘》中文版，不想竟刊用了，寄给我一张四十美金的支票。彼德有一次刚好一个人旅行路过我这里，我们又见了面，不知怎么他讲到小布什是比他低两级的校友，后来还请过一些原来的校友去白宫作客，不过，彼得也调侃说，布什请的肯定也是和他一样成绩拿C的人。

　　来到美国后，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申请到设在明尼苏达州的苗族文化中心的旅行经费，到这个中心去查阅历史资料。这个中心的宗旨是搜集各种有关苗族历史文化现状的出版物，分类归档，供学术研究用。它设在圣保罗市，圣保罗与邻近的明尼苏达州州府明尼阿波利斯是“双城”。中心在一座两层楼的二楼上，虽然比较简陋，但一进门就感受到久违的苗族文化氛围，墙上挂着苗族的裙饰和芦笙，周围进进出出的人虽然说英语，但外形，神态与贵州黔东南的苗族全无二致。这里收藏的大多数论著以英文出版，关于东南亚和美国苗族现状的比较多。“中国苗族”是其中一个门类，这一门类中收录的论文书籍，则大多与贵州有关。我曾经拜读过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的作者，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张晓教授，不久前就访问了这里。据1990年统计，全美范围内苗族人口约为九万人，另一个重要聚居地是加利福尼亚州。到2000年，圣保罗的苗族人口已达24，389人。

　　在贵州的苗疆腹地处于市场经济和旅游业冲击之下的苗族文化，在这里似乎呈现了一种另外的图景。美国的苗族已经自己制作了一大批苗语的文化制品，在苗族文化中心的书架上，各种苗语的录像带，录音带，CD和DVD琳琅满目，有流行歌曲，卡拉OK，反映苗族生活的电视剧，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通俗文化产品很受欢迎，其中有的电视喜剧的主角甚至还成了在旅美苗胞中颇有知名度的喜剧明星。所有视听出版物在苗族社区内出售和出租，苗族文化中心的收藏则供附近居民免费借阅。我去的时候是周末，看见中心设立的苗族乐器芦笙培训班正在上课，学员都是8，9岁的，出生在美国的苗裔小男孩，被父母带来学习的。这里的苗文化，比起在贵州一些地方的原生态来，已经多了不少现代特色；但苗族文化象这样自发和有机地生长，想来比作为外来者“凝望”对象的“民俗风情旅游”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