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济南和深圳之行真可谓是一波三折，有惊而且好险。武汉到济南的飞机只有早晨8点20南方航空公司一个航班，从我家到机场最少得一个小时车程，所以一大清早，助手蔡鹏就赶到我家。正在清理行装的我马上问他：“我的护照呢？”他“啊---”地一声诧异着，我知道不好，转身给志愿者姚文丽打电话，因为那天是把护照交给她的。她肯定地说：“一回学校就给陈主任了。”我又立即打电话给陈，他说：“我给代薇了，她没有给你吗？”连打几个电话，不但护照未能落实，还把时间给耽误了。

    当时已经过7点了，没办法，赶紧下楼上车，先赶到机场再说。这时正是上班高峰，一路上有几处都堵车。好不容易上了机场高速，已是8点整！解师傅把车开得呼呼叫，风驰电掣地超车赶路。到达机场时，只剩下7分钟了！我让蔡鹏去办票试试，自己就跑到机场派出所去碰运气。一到那儿，刚巧负责人在，他认出我。我赶紧把情况简单讲了一下，他说可以办临时身份证，要我先去把登机牌拿到手再来办理。

    我半喜半不安地走向南航的柜台，只见蔡鹏灰着脸朝我走过来说：“飞机已经起飞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怎么办？因为后天要去深圳参加教育部一个项目的鉴定会，所以济南不得不把我的报告会及揭牌仪式提前一天举行。我让对方麻烦了半天，把一切重新安排好，现在我却去不了！这怎么行！

    在来机场的路上，我已经作了最坏打算---开车去，并请教过解师傅如果开车去济南要多长时间。他说大约需要10小时，也就是说如果9点动身，可以在晚上7点左右到达。

    当时已是8点半了，我一边让蔡鹏通知陈主任把我的护照送来，一边再看有否其他可能。再问南航，回答是可以乘下一班去上海的飞机，再转飞济南，可于晚上9点抵达---但这赶不上活动了，不行。再问东航，说是9点有飞北京的班机，然后转飞下午3点到济南的航班，但只剩下两张票，必须立即办理，准备登机！嘿！真绝了，刚好两张！

    我叫蔡鹏赶快办理，我就赶紧去办临时身份证。现在机场的办事效率很不错，连填表带照相只花了不到十分钟，来回的临时身份证就到手了。我满心喜悦地走向蔡鹏，只见他又灰着个脸，说非得用现金当场买，可他没带那么多---又不成！

    我把再次失望的心平静下来，又盘算着开车去的可能，并再转去国航问问---这大概是最后一线希望了。啊，上帝！到那儿一问，哎，还真有一线希望---有10点55分去北京的班机，而且可以赶下午2点05分北京去济南的航班！蔡鹏立即打电话给陈主任，要他赶快订两张去北京的机票，然后马上通知北京的助手刘光应订两张去济南的机票。

    不一会儿，两张国航的电子机票就出来了---我花了40块钱办的临时身份证起作用了，那边北京去济南的机票也订好了，但必须提前半个小时换登机牌。我和蔡鹏俩一合算，只要不发生意外，刚好来得及。正在这时，陈主任赶到机场，把我护照送来了。眼看登机时间快到了，我们也没细谈，就去过安检。

    过了安检，我们俩就在登机牌上指定的4号登机门旁坐下等待。我抬眼一看，门边指示牌上的时间已经到了10点48分，怎么还毫无登机的动静？蔡鹏一问，才知道换到1号门了。我一边责怪怎么没有广播通知，一边即刻提起行李就往1号门跑。到那儿一问，说是飞机刚到不久，正在打扫，要晚点！我一听，头皮一麻，哎呀！立马向值班小姐叫苦道，我们要转2点02分去济南的飞机！她安慰说，应该不会很久。正说着，就听到要登机---谢天谢地，我们提起行李就走。

    一落座，心里安定下来，却感到肚子饿了---从早上到此刻一口饭没吃，一口水也没喝。幸好，飞机上提供的简便午餐顶了点事。心想，只要不误事也无所谓。想着想着，飞机就在北京机场稳稳地着陆了。我们坐在第九排，很快下了飞机，上了第一辆机场的送客车。

    一下车，我俩三步当成两步地赶到出口，就看见刘光应提着一包肯德基等着我们。我让蔡鹏把他的行李交给刘光应，让他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去取登机牌。因为只差六分钟就拿不到了。蔡鹏一溜烟就不见影了，我和刘光应提着包在后面找。正在焦急地问山东航空在哪里，只见蔡鹏满头大汗兴冲冲地走来。这孩子也真算机灵，很快找到地方，并跟排队的大伙表明了情况，大家很理解地让他先办理了登机牌。

    尽管如此，蔡鹏还是不无后怕地说：“如果我们是在二十排以后的座位，就只能坐第二辆客车，那肯定会错过办理登机牌的时间，今天就只能留在北京了。”听着他感受，我心里默默地念着:“God,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说实话，虽然我从不迷信，但这早已是我表达感激心情的一种习惯了。

    记得小时候，母亲常说：“心诚则灵。”真的，在我六十多年的人生路途上，我多次有这样的感受。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母亲的健康。一年多前，武汉市最好的几家医院都确诊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脑梗心梗，老年痴呆”，两次下了病危通知单，随时都有危险，我也曾多次告诫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

    但是，我行事的原则是：对任何事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同时作最坏的打算；在作最坏打算的同时，还是尽最大努力，只到最后。所以，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从不放弃。这样，在小区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家人、特别是助手小阮耐心细致的护理下，加上母亲顽强的生命力，我想，还有“心诚则灵”的天人感应吧，母亲的身体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现在，母亲不仅能站起来扶着拐杖自己行走，自己刷牙、吃饭，挑自己喜欢的戏剧光碟欣赏，正常地和我们对话，还能进行电话对话。特别是有一次我侄女朗朗从加拿大打电话来问候奶奶，她俩人在电话里聊着聊着，我在旁边听着听着，心里感到甜蜜蜜的。哪知道母亲突然说：“朗朗，等你毕业工作以后，你还是要把你二爸（我们家的传统习惯，称二叔为二爸，这里就是指的我）的钱还给你二爸。”我本来听得挺高兴的，真没想到我母亲会这样说，我拦也来不及了，当时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不过，我相信我侄女是理解我不会要她还我什么钱的。同时，我也为我母亲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还如此好而感到万分欣慰。心中不由得又自然地念到：“God, thank you very , very mu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