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杂志那几年，同行聚在一起，常津津乐道的便是采访时的趣闻。而其中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如何与明星的经纪人周旋，然后凯旋而归的故事。

“前天采钟丽缇，经纪人采访提纲划掉了大半，告我说只有20分钟，特冷漠。后来我问起她的童年，她之前的一些经历，Christy忽然哭了出来，采访2个半小时才结束。她经纪人气得在旁边没辙！”

接下来是众人的哄笑。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上演。

现在的我，换了身份，不知不觉也开始从采访提纲往下删问题，也开始不断提醒记者“采访时间到了”，在情形无法控制的时候，我也会在旁边踱着步子没辙——过去打断他们？他们相谈甚欢；放任为之？接下来还有别的事情。

没人会主动把自己放在两难的境地，但我们却不得不一再面临在两难甚至多难的境地里选择。

几个摄影师朋友都去了四川，耿老师和周裕隆都去了。不约而同，他们都没有留下很多照片。周裕隆说，真的到了那里，就感觉作为个体的我们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在大家都在拼命的救助时，“我甚至举不起相机”。耿老师也说，拍了些拿普利策都有门的照片，还是忍不住删掉。后来我们谈起索马里秃鹫的普利策获奖照片，摄影师因为这张照片成名，也因为不能承受两难的境遇，最后选择了自杀。还有北京雨季时拍下自行车卡在阴井里，行人飞出去的那张照片，网上还引起过激烈的争论。

相反，我还有个摄影师朋友，美国小伙，主动给我看他的片子，兴冲冲等着我的评价。巨大的尺幅，我震惊的发现，他毫不为难，像上帝一样客观，眼里没有一丝悲悯的情怀，因为卖命的，挣扎的，倒下的，走掉的，都和他无关。

两难，究竟是谁在为难谁呢？究竟我们在为什么而困呢？想想摄影师的境地，就再也不为享受美食还是继续减肥，要漂亮还是保暖，省钱还是省时间这样的问题困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