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自己也在物色合适的搭档，既然她提出来，我就答应了。　

芭芭拉是越老越成精的那种老太太，头脑清醒的时候牌风凌厉，有如神助，犯糊涂的时候就像老聂下棋出昏招似的，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虽然打牌时经常气得我翻白眼，但她真称得上是良师益友。那时我刚移民半年，什么都不懂，每次见到她都是问题一箩筐，总能从她那儿得到圆满解答。有时来不及讲完还要第二天在电话里接着聊。

比如说我当时英文很差，和客人说话他们经常听不懂。芭芭拉以前是当老师的，我问她症结在哪儿，她告诉我，关键在元音上，我们东方人发英语元音时嘴张得太小。她还建议我买奥黛丽赫本主演的《My　Fair　Lady》磁带看，那部电影讲一个满口市井粗话的卖花女经由一个语言学家的培养，最终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迷人淑女，并爱上了那个语言学家的故事。里面有许多矫正发音的情节，让我对英语发音有了正确的理解。

每年俱乐部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举行一次聚餐，请餐厅师傅来作，费用从会费里出。那是我唯一的机会接触加拿大人吃的西餐，芭芭拉每次都会向我详细介绍，遇到我喜欢的菜，芭芭拉随后会把菜谱抄给我。

年底芭芭拉向大家公布俱乐部的收支情况，除了交场地费、买咖啡和点心及会餐的支出，每年都会剩下几百元钱捐给红十字会。每次参加活动只交两元钱，就有的吃有的玩，还给慈善机构做了贡献，真是一举数得。

后来他们逐渐把我当自己人了，我也真正从心里喜欢上这些智慧又风趣的老人。记得中美发生撞机事件后，开牌前我和俱乐部几个老头围成一圈在聊天，他们忽然话题就转到撞机的事上了，几个人嘻嘻哈哈地说中国人大概会把那架飞机的螺丝钉都拆下来研究，美国别指望他们会还回来了……，猛地几个人意识到我的身份，尴尬万分地看着我，住了嘴，有个人的话没说完就吞回去了。我也笑说：“还还是会还的，不过肯定是等到把螺丝钉都研究明白了以后。搁谁身上都会这么做，不研究的是傻瓜。”他们听了嗯嗯啊啊地一哄而散，坐下打牌去了。

写到这儿，想起回国时有人问我中美如果打起来了向着谁，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像问男的，他妈和他媳妇掉到水里先救谁一样，两难。国内的人觉得理所当然应该向着中国。祖国永远是母亲，但是人非草木，在哪儿住久了都会有感情，就像自己的爱人，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舍掉。最好是永远都不要打起来。或许真打起来了，不用我们选，直接就像二战时在美国的日本人一样被关到隔离区去了。

有一次和芭芭拉闲聊，问起她的岁数，她说她刚过七十八岁生日，惊得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快八十岁的人了还在组织一个俱乐部，什么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在中国人里真是太少见了。

我离开加拿大后，一直和芭芭拉保持着联系，每年都会通电话，通信，圣诞节会互相邮卡片。今年因为忙着写博客，又忙着去到加州过节，圣诞卡一张都没寄。元旦后接到芭芭拉的电话，说她没什么事，只是看看我是否搬家了，是否还住在这儿，让我脸红一把。她告诉我会给我写信来，讲讲桥牌俱乐部的新鲜事。

算算，她今年已八十五、六岁了，好像十年的光阴在她身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一样，从认识她到现在，一直就那么精神、干练。这也许和她经常打牌用脑有关。

原来我很怕老，怕死，自从认识桥牌俱乐部的老人们以后，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完全变了。人在任何一个生活阶段都可以选择活的充实、快乐，活的智慧、豁达，取决于自己的生活态度。老了，也可以活的很美好，如果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丰富多彩，那么告别这个世界时，就可以很潇洒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