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中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苏东坡《灵璧张氏园亭记》——节选

    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璧张氏之园于汴之阳。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余自彭移守吴兴，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新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唐朝科举制度确立，朝廷通过考试遴选政府各级官吏，于是，皇帝以下的政权机构已不再为门阀士族所垄断，广大庶族地主知识分子有了进身之阶。官僚政治取代了门阀士族政治，知识分子一旦取得官僚的身份便有了优厚的俸禄和相应的权力、地位。他们可以尽享荣华、大展鸿图，然而却失去了世袭的保证。宦海浮沉，升迁与贬谪无常，出处进退的矛盾心态经常困扰着他们。“达则兼济天下”，显达者固然春风得意，但也摆脱不掉为之心力交瘁的政治斗争和人际关系。于是，便把眼光投向园林，借助于园居生活而得到暂时“穷则独善其身”的解脱。既可以居庙堂而寄情于林泉，又能够居林泉而心系于庙堂，正如王维所谓“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园林的享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入世者的避世企望，在“显达”与“穷通”之间起到了缓冲的作用。于是，凡属士人几乎都刻意经营自己的园林，而且都或多或少地附著上这种感情的色彩。唐代确立的官僚政治，便逐渐在私家园林中催生出一种特殊的风格—士流园林。

    科举取士制度施行以后,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和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干预。读书人的“隐逸”行为己经不再是目的,而更多地成为人仕的一种手段，即所谓“终南捷径”。大多数读书人作隐士的动机由过去的隐姓埋名转变为扬名显声、待价而沽。史书中就屡有皇帝亲自出面招聘隐士的记载,地方官也纷纷效尤。甚至有人“结庐泉石,目注市朝”而毛遂自荐的.真正的隐士越来越少,更多的是“隐于园”者.中唐以后,这种“隐于园”的隐逸已逐渐发展为无需身体力行的精神享受,普遍流行与文人士大夫的圈子里.它直接刺激私家园林的普及和发展,对于士流园林的繁荣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促进因素......

    “中隐”，颇有中庸色彩的论调,普遍为当时士人们所接受.隐逸的具体实践不必‘归田园居”,更不必“遁迹山林”，园林生活就可以取而代之。而园林也受到了"中隐"所代表的隐逸思想之浸润,同时又成为后者的载体。士人们身居庙堂时讲论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一旦进人园林,则仿佛由“社会人”变成为“自然人”,服膺老庄,返朴归真。于是士人们都把理想寄托于园林,凭藉近在咫尺的园林而尽享隐逸之乐趣了…

    在这种社会风尚影响下,士流园林开始兴盛,也促进了私家园林长足大展。

                                                             ——节选自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