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第一次听说“智库”这个词的，当时不叫“智库”，叫“思想库”。当时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只觉得从名称上听起来挺有意思。后来才知道，无论叫“思想库”还是“智库”，在英文中都是同一个词“think tank”。可见，本意都一样，只是翻译的汉语词不同而已。当然，英文中还有“ brain tank”（脑库）和“brain trust”（智囊团）等说法，这里我们不做过多辨析。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4年1月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 智库主要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既然叫“机构”，说明智库是一个组织或一个单位，而非个人。

据我有限的知识，中国古代应该是没有智库这类机构的；但有一些官职，多多少少起着智库的作用，如门客、军师、谋士、师爷等。还有一个词叫“智囊”，听起来与智库的意思很接近，但实际上仍然指人，指足智多谋、帐内出策之人。智囊在中国古代军事战争和政治活动中作用卓著。

据说，成立于1884年的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成立于1907年的美国罗素·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成立于1908年的德国汉堡经济研究所（Hamburg Institute for Economy Research）分别是英、美、德最早的智库。而成立于1906 年的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则是日本民间最早的智库。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日益重视由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及社会学家合作产生的综合研究成果，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与政府签约的智库。成立于1948年的兰德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智库的资政作用逐渐加强，同时智库的意识形态倾向日益明显，党派立场愈发鲜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智库有了长足的发展。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开启了我国新时代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同时，也开启了我国高端智库从学术导向向问题导向、从注重理论研究向注重政策和实操的转型。在中央政策指导和试点工作带动下，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迎来了发展期，一批报业集团、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纷纷向新型智库转型，各种智库论坛、智库活动接连举办。这为推进科学民主决策、提升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增强国家软实力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隶属于党政机关，对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的研究本身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之一。近年来，中宣部领导曾多次要求研究院开展行业智库的研究和遴选工作。从党中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开始，我们就进行了对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历时几年，第一个研究报告专注于美国智库的方法论和工具集，它是一个内部课题，未公开发表，其研究成果偶见于我的一些讲课；第二个报告就是与大家见面的这本书——《中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影响力评价（2020）》。我们的研究过程，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具体如下。

1

关于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的界定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的界定。如果单纯从名称上看，新闻出版行业智库似乎应横跨两个范围，一个是以新闻出版领域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智库，另一个是新闻出版单位主办的智库。这个问题在写书前就困扰过我们。两年前研究院隶属于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时，总局就曾委托过一个对“新闻出版行业智库”进行遴选的项目，还有经费，当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各执己见。但这本书还是给出了一个我们自己的界定，即新闻出版行业智库指的是以新闻出版领域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智库。这个界定是否完全合理，我们不敢说，但这符合我们的研究目的。

2

关于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备选池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科学、客观、全面地筛选目标智库。我们搜集了目前我国正式出版或发布、具有一定权威性和知名度的智库名录，共搜集到9个相关名录，包括4个正式出版的名录、4个研究报告中的名录和1个试点单位名录。这些名录初步构成了我们的行业智库备选池。

3

关于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备选池补充

之所以以9大智库名录为备选池，是由于它们合在一起已经是目前我国研究智库最全面、最权威的目录了。以其为依据筛选出的新闻出版行业智库也应最为全面和权威，且不容易引起争论，即使引起争论也不至于争论到我们头上。

但非常遗憾，依据这9大智库名录筛选出来的符合“以新闻出版领域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智库非常不全面，与事实认知差距较大。原因是9个名录对智库的定义不同，对智库的遴选标准各异，导致一些具有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功能的大学未能进入备选池。为解此困，尽可能不遗漏目标智库，我们斗胆又增加了另外2个筛选办法，即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批情况和新闻出版相关论文发表情况为依据，收集相关“目标智库”，补充我们的备选池。但这给我们带来太大的困扰和太多的工作量了。目前书中给出的筛选步骤和评价方法，是我们在自已研究和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形成的，是我们对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研究的一次初步探索，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出更权威更严谨更全面的报告。

4

关于“目标智库”

目前我国9大智库名录共收录智库1479 家，我们对这些智库进行了分类整理，从中共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新闻出版行业智库18家。由于家数过少，与行业普遍认知相去较远，特别是高校智库缺失严重，因此我们又进行了补充筛选。但补充筛选仅是我们通过方法将有可能是智库的单位遴选进来，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智库。因为既没经过它们主动申报，又未经过专家评审，将其直接认定为智库不妥。正是基于此，我们姑且称其为“目标智库”。

前面提到，研究院隶属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时，总局曾委托院里对新闻出版行业智库进行遴选，后来由于机构改革，遴选工作被迫中断。如果当初进行了遴选，这次评价智库的范围就有了依据。因为是“目标智库”，本书只对其进行评价研究， 并不进行排名。本书的排名仅限于9大智库名录里的18家新闻出版行业智库。

本书在智库的研究上，共探索了两组方法，一组是智库筛选方法，一组是智库评价方法。其中，评价方法中主要探索了智库的政策影响力评价方法。之所以对“目标智库”进行筛选和评价研究，一方面是验证方法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是为将来政府的遴选工作或后续其他人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5

关于新闻出版行业智库评价指标和量化方法

为尽可能科学、可操作、可实施地建立新闻出版行业智库评价指标体系，我们首先对现有的国内外智库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和归纳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我们的指标体系和量化方法。在具体实施时，我们尝试过问卷调查，问卷的好处是可以对参与者的“行为”进行追踪分析。但由于填写与回收的不理想，我们最终放弃问卷，另辟蹊径，变“行为”测评为公开的“成果物”测评。我们分别从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3 个维度建立了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下又建立了5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及若干个四级指标。鉴于我们对智库作用的理解，我们在指标体系的权重设置方面，将政策影响力设置为40%，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各设置为30%；在政策影响力下的二级指标权重设置方面，将政策的前瞻度设置为70%，政策的相关度设置为 30%；在政策相关度下的三级指标权重设置方面，将领域相关度设置为 30%，内容相似度设置为70%；在社会影响力下的二级指标权重设置方面，将网络媒体曝光度和网络传播能力各设置为50%。通过漏斗式的层层采样和计算，我们对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和“目标智库”进行了评价。

其中，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评价是我们自行研究的方法，学术影响力评价是引用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由于政策影响力反映的是智库的核心价值，又是我们本次评价的主要研究方法，这里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在本次评价过程中，我研究构建了智库成果政策影响力评价模型，并将该模型的英文翻译为“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Achievements on Policy”，简称 ITTAP 模型。前面已提到，该模型包含 2 个核心维度，即政策相关度和政策前瞻度。其中，政策相关度又包含领域相关度和内容相似度两个次级维度。具体模型见本书图 3-1。

模型中，我们用 Rdom 代表领域相关度得分，以衡量智库成果与新闻出版行业政策领域主题的相关程度，得分受论著题录信息中政策领域主题词的词频影响；Scon 代表内容相似度得分，衡量智库成果内容与新闻出版行业政策内容要点的相似程度，由人工比对论著及政策文本打分得出（含复核和终审）；R 代表政策相关度得分，衡量智库成果的政策相关程度，受领域相关度得分和内容相似度得分的共同影响；P 代表政策前瞻度得分，衡量智库成果的政策前瞻程度，按智库论著的初版时间或发表时间与政策发布时间的先后顺序测度；PI 代表政策影响力得分，受政策相关度得分和政策前瞻度得分的共同影响。

关于政策影响力的 ITTAP 模型，在本书第三章中有详细的论述和说明，这里不再展开介绍。但这里要特别感谢3个人为此模型提供的建议和帮助，他们分别是研究院市场（发行）研究所所长兼调查统计中心主任张晓斌、研究院工程研发中心算法工程师曲俊霖、研究院工程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李大美。

6

关于三个影响力排行的说明

除层层筛选外，我们还对依筛选标准选出的靠前的智库进行了影响力评价分析，对9大名录中的18家新闻出版行业智库进行了排行。其中，政策影响力评价是智库评价的重点。在这方面，我们首先收集了“十二五”以来政府部门发布的新闻出版行业政策文件65个，从中遴选出产业导向明显的政策文件45个，再从这45个政策文件中抽取代表新闻出版行业细分领域及发展方向的主题词22个。然后，我们用主题词遴选智库新闻出版行业政策相关论著，以主题词在智库论著题录信息中出现的频次测度智库成果的政策相关性，以智库论著与相关政策的相似性强弱为成果政策相关度得分赋权，以智库论著初版时间、发表时间与政策发布时间的先后顺序测度智库成果的政策前瞻度。最后，我们分别赋予相关度和前瞻度30%和70%的权重。当然，通过测度智库的政策相关度和前瞻度来评价智库的政策影响力，这一方法来自我个人的思考，它是否合理，希望听到更多的意见和建议。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对新闻出版行业的划分，依据的是政策文件中的主题词，实际代表的是行政管理职权的范围和产业分工的领域，而非新闻学、出版学的学科领域。

在学术影响力评价方面，我们采用了论文引用指标评价方法，以智库发表的新闻出版相关文章的 h 指数和 g 指数来测度。排行出来后，由于其中高校较多，我们又与教育部学科评估结果和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等学科评估结果进行了比对观察（由于评价目的、内容、标准均不同，这里仅是比对观察）。同时，我们又一步步回溯核查。整个评价计算过程，均客观进行，未有人为因素参与。

在社会影响力评价方面，我们以智库网络媒体曝光度和智库网络传播能力的综合表现来评价。网络媒体曝光度衡量的是智库的被报道量，反映智库在外部宣传渠道呈现的知名度和活跃程度；网络传播能力衡量的是智库自身宣传渠道的建设及运营状况，反映的是智库内部的宣传运营能力。

7

关于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我们的遗憾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们自身学识和能力的不足；二是可供参考的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研究成果和方法论著作太少；三是智库研究和评价本身就难以形成统一的客观标准，而我们又不愿把人为因素考虑进来。

我们的遗憾还有一点，由于我们仅能从公开资料中抽取数据，而难以在智库机构内部获取资料进行更为直接的研究和评价，如领导人的批示，又如智库机构直接参与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规划起草、课题研究、项目研发的情况，智库机构人员调入或借调到上级管理机关工作情况等。这可能导致某些优秀智库被遗漏，包括科研机构和高校等。例如近年来发展势头很猛的融智库，其无论在政府项目的参与、智库报告的撰写、智库专家的遴选、智库论坛的举办、智库活动的开展等方面，都在新闻出版行业和学界产业了较大的影响。但非常遗憾，它却未能筛选进我们这次的评价目录。我们仔细研究后发现，导致此结果的原因是融智库的主办单位北京中地睿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时间较晚（2016年9月），9大智库名录均未收录，而我们补充筛选的时间范围又相对较早（2009~2018 年），也难以覆盖。

8

关于本书的工作量

为进行智库研究，我们持续花了几年时间对国内外相关智库成果进行追踪梳理。为写好本书，我们反复研究、讨论，并反复验证客观方法的可行性。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更产生了超常的工作量，特别是在进行细粒度的比对分析时，工作量的增长几乎是指数级的。我们采集、整理、分析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其中，收集、整理新闻出版行业相关政策文件 42 项，并从中归纳抽取出22个领域主题词；整理图书在版编目数据（新闻学、新闻事业类及出版事业类）5880条，并逐条进行了比对分析；收集新闻出版相关著作题录信息600余条、相关论文题录信息1500余条，也逐条进行了比对分析；购买、下载智库成果著作近60部、论文400余篇，并仔细阅读和认真研究；除使用工具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外，人工阅读、比对、复核的文本量约2300万字。即使这样的数据规模，我们仍然不敢进行全数据、最细粒度的比对分析。我们选择了基本能反映实际情况的范围和粒度。本书只是将最终的分析结果呈现给读者，未出版的部分是更为浩瀚的分析资料。这些资料，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将部分内容链接到我们的知识服务门户网站上，供大家阅读参考。

9

再说说我本人对当前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必须承认，近年来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取得了突出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主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尚处于起步阶段，离党中央的要求、主管部门的实际需要及行业的期待距离尚远，尚有改进之处。

在牵头智库研究和本书撰写的这几年里，我心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看法——现代智库有四大重要特征，即智库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智库研究内容的前瞻性、智库研究观点的创见性和智库研究理论的跨学科性。因此我想就此说点自己的浅见。

先说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中国古代幕僚式的师爷，多是幕后出主意的人。出主意，凭的是个人的智慧和个人对某些事物的敏感性。前面说了，现代智库是个机构， 而非个人，所以它是由一个组织，通过组织内部人员的分工，通过人员对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特别是通过科学方法对信息进行一定的分析和处理，推演出结论，供决策者参考。因此，科学方法的使用在现代智库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当下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的环境下，科学方法的创新与应用就更为重要了。综观我国目前的新闻出版行业智库，有些虽然号称“智库”，但研究过程缺乏科学方法，研究结论缺乏严谨推导，研究观点人云亦云。

现代智库的第二个特征是研究内容的前瞻性、预测性和预判性。通过前瞻性、预测性和预判性的研究，准确总结过去，分析现状，预测未来，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综观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相当数量的研究观点后置，甚至是政府已出台政策的简单解读，缺乏前瞻性的研究和建议，特别是缺少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和预判。

现代智库的第三个特征是研究观点的创见性。之所以用“创见性”这个词，是因为我个人对它格外偏爱。在我的理解里，创见性应该包括创新性、洞见性、建设性和可操作性。只有掌握了上述几点，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观点，才可能起到资政辅政的作用。综观我国目前的新闻出版行业智库，有些虽提出一些建议，但往往套话较多，真知灼见很少。我尤其不喜欢那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大话空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毫无意义，不解决任何现实问题，貌似学术，实为呓语。智库不是研究机构的简单“挂牌”，更不是赶时髦地将一般性研究工作统统当成智库工作。智库的“智”究竟体现在哪里，值得研究。

现代智库的第四个特征是智库研究理论的跨学科性。跨学科的前提是学科专业分类的存在。专业分类是近代人类文明的伟大创举，对学术的深入研究、厘清真相非常重要，至今仍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手段。没有专业分类的综合是感觉和想象的产物，不一定靠谱。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非线性、不稳定性和模糊性往往又使专业分类难以全面反映实际，因此才有了跨学科和融合发展的空间和意义。今天，许多创新来自跨学科的研究。我理解党中央提出的融合发展，其深刻内涵就有跨学科的意思在。如果我们新闻出版业画地为牢，不思拓展，甚至自说自话，那可能形不成智库，充其量形成所谓的学术小圈子。从某种意义上说，给人文赋予科学精神可能比让科学回归人文更难。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落实党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和期望，除上述四个方面需改进外，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创造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灵活机制也是建设好新时代新闻出版行业新型高端智库的关键。

张   立

2021 年4 月17 日于北京房山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