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用人经验十分丰富、异彩纷呈,用人思想十分系统、精到深刻,突出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
才问题的重要性。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用人是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曹操说,“天地间,人为贵”;《诗经》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唐太宗说,“至安之本,惟在得人”;清雍正皇帝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才问题重要性的论述,在实践中得到了有力证明:秦国原本弱小,因招纳东方之士而兴,进而吞并六国;项羽兵多势广,因韩信、陈平、范增背离而逐渐削弱,至兵败乌江,为刘邦所灭;唐玄宗初时励精图治,广用贤才,出现开元盛世;后期重用奸相,致使乱起国破,出走西蜀,等等。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表现在尊贤、护才、爱才等诸多方面。
第二,识别人才的方法。
人有长短,才有高下;才有类别,各有其用。由此,识别、判断人才便成为一门重要学问,成为使用人才的前提。有人思贤若渴,但贤才在侧,久而不识。或对面相逢却失之交臂。或以愚为贤、以贤为愚,是非颠倒。因此,要从本质上识别人才——王羲之坦腹睡东床,方见其自然洒脱无拘无羁的本性;从实践中识别人才——大禹治水有功则可以受禅让继位;从见识中识别人才——诸葛亮隆中对策,奠定三足鼎立基石。当然,人才有许多表象或假象,因而,需要对人才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诸葛亮有“七观”,刘邵有“八观”“五视”,白居易有“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总之,识别人才要看本质,看特色,看主流。识才于未显之时,拔才于槽枥之间,更是有眼力、有远见的表现。
第三,使用人才的方略。
要用人唯才,用其所长,扬长避短。千里马拉犁、负盐,不如黄牛;千金之剑,以之折薪则不如斧;
“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才亦奏神奇之效”。要用人不疑。用之则委以全权,不要无端干预、猜忌,使得人才无可发挥。要有待遇人才之方,使之有充分的生活与工作条件。要看大节,赦小过,不求全责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某些有奇才异能者,往往有明显的缺陷,如果苛求完美,则天下无才可用。
第四,要有破格提拔、勇于推荐的胸怀。
毛遂自荐,脱颖而出。但人才更需别人的引见、推举。要破除资格门第,使真正的人才从各种羁绊中解脱。在这个问题上,出身奴隶、平民、渔夫、农民、屠户的人都有过精彩的表演,决不能因其出身而忽视他们。前辈对于后生,更要有“人梯”精神,像张循宪那样举张嘉贞自代,像欧阳修那样为苏轼“出一头地”铺路呐喊。要如此,必须抛却私心、出以公心。如祁奚荐贤,不避亲仇,更需博大胸怀,不怕后人超过自己。
第五,要用度外之人。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敌为友。管仲与齐桓公有一箭之仇,齐桓公用管仲而霸;曹操与张绣有杀子之怨,曹操收张绣而不疑。其中有容人之量,亦有用之人术。容人之量与驭人之本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用人能手,才能在人才争夺中处于主动地位。三国之争,以曹魏取胜而终,其源盖出于曹操用人胸怀与权谋棋高一着。知人、用人、信贤、擢贤、容贤、察贤、进贤、让贤、扶贤、育贤,一句话,任何统治集团要取得成功,必须善于认识和处理关于人才的问题。一部中国用人史,实际上是社会、国家、政治集团的兴亡与盛衰历史。人才状况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就是我们从丰富的用人遗产中抽绎归纳出来的规律性认识。
需要指出:从整个人类社会环境和人才个体素质及个体意向的视角看,无论社会如何昌明和政策如何进步,从来没有“人尽其才”的理想王国,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做到“人尽其才。”发挥才干只是相对的,埋没、浪费(或叫储存)才能是绝对的。在继承发扬历史上用人正面经验的同时,我们看到那些不能正确使用人才的教训和历代统治者在用人方面的局限性。毋庸置疑,由于阶级、历史以及统治者自身才能所限,中国历史上人才状况与思想存在着诸多弊端与缺限,中国历史不时上演压抑人才的悲剧与黑暗便是证明。以往历史时代的人才盛世并非完美,历代史家往往过于称颂而造成假象。例如春秋战国,虽然士的活跃与百家争鸣促进了社会的转变发展,但人才处于一种自发的无政府状态,使得许多人才被埋没,“百家争鸣”也不过是后代学派对前人的清理批评而决非自由活跃的争论。而且,科技、农业、经济人才遭受轻视而偏重于政治与军事人才,造成社会生产的破坏与经济的缓慢发展。“贞观之治”虽为后人推崇,但亦留下了“赚得英雄尽白头”的慨叹。统治阶级在用人问题上不能彻底。同一个统治集团或代表人物,当其取得政权之时,往往重视人才,思贤若渴;而在成功之后,又转而压抑甚至残害人才。朱元璋由张榜招贤到屡兴冤狱即是证明,其中有阶级局限,也有历史的局限。剥削阶级人才观是狭隘的。统治阶级人物是王侯将相中心论者,往往以为帝王将相才是贤才,是他们创造了历史。而劳动人民的作用被忽略或抹杀。即使像韩愈那样比较开明的思想家,尚且认为“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由于政治斗争的频繁与残酷,历代统治者首先重用的是政治、军事人才。而对经济、商业、手工业人才往往忽视、鄙薄,尤其是不重视科技人才的作用,不给予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中国历代科技人才有诸多发明创造,而留下名字的比起政治、军事人才来寥如晨星,这是很不公正的。在中国历史上,用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十分明显的。有些思想家提出很好的理论,没有实践机会;或者像王安石那样有了实践机会,但一遇实际,一遇阻隔,便大打折扣,褪其锋芒。有些人善于指斥社会弊端,善于破坏,但不善于建设,提不出解决社会症结与用人制度的良方。当然,这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无法解决的。人才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寄希望于用科学思想武装的现代社会和现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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