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这一群体中，王充是一个异类。

譬如说，一般而言，一个人抚今追昔叙述家世，对于先祖的事迹行状，大抵会“隐恶扬善”，浓墨重彩于其光辉事业，而对其不肖言行则往往选择性地忽略不计。人情之常也。王充则不然。在其自传中，秉笔直书父祖的劣迹。《论衡•自纪》云：

“世祖勇任气，卒咸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汎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故举家徙处上虞。”

从王充的自叙看，其祖上算得上一方恶霸，连续数辈横行乡里，恃强凌弱，灾荒年头，还会干一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因为自知结怨众多，担心仇家报复，不得不数度迁徙。将祖上的无德、无行一一记录在案，直言不讳，即便是在今天，也是惊世骇俗之举，更遑论三纲五常宗法制度下的古代中国社会！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人们信奉的普世真理，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王充的行为被斥为不孝，是势所必至的。“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传篇》）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评语，没有疑问，代表着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见。

然这正是王充的本色所在。他是一个另类，与生活其间的整个社会格格不入。面对着格格不入的社会，他的选择不是退隐山林，而是奋起批判。他是一个义无反顾的批判者，从民间的一般流俗到庙堂之上的正统思想，都在其抨击和扫荡之列。根据其自叙，他“志俗人之寡恩，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 又，“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讥俗》、《节义》以及《政务》之书现已失传，今人无从一窥其堂奥，可幸的是《论衡》一书相当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虽然其中部分内容也有所散佚。王充自述，创作《论衡》的动机，起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目的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他自己对此书也足够自信：“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