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的“松江模式”

华说

“布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初晴。千层石树通行路，一路水田放水声。”又是一年春耕时，从南到北的神州大地上，沉寂了一个冬天的田间地头渐次热闹起来。不同于往年的是，今年的春耕时节，有一个角色格外引人注意。这角色，名唤“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在国内的出现，还是这几年的事情。虽然行内之人对此并不陌生，但对公众而言，确乎是“藏在深闺人未识”。此番之所以从幕后走向台前，为公众所知晓，则是拜政策所赐。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有这样的表述：“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这是“家庭农场”的概念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经过媒体的渲染，“家庭农场”遂一朝成名天下知了。公开的报道说，在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

位于上海西南的松江是率先进行 “家庭农场”探索的先行者之一。官方的统计数据说，截至2012年末，松江家庭农场总数达到1206户，经营面积13.66万亩，占全区粮田面积的80%。家庭农场已承担了松江区大部分粮食生产职能。在推行家庭农场之后，该地区的粮食生产率获得了提高，水稻亩产比“十五”期末提高了38公斤。松江在“家庭农场”上的探索和实践，被外界称之为“松江模式”。

在众多长篇累牍的有关“松江模式”的报道中，家庭农场农户的“体面收入”被广泛地宣扬和强调。公开的数据说，在松江，家庭农场经营户的收入，一年可达一年十几万乃至二十万。这一收入水平，不仅高于他们外出打工的收入，甚至高于当地公务员的收入，确实达到了主事者追求的“让农民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的目标。

人们对“体面收入”不约而同的重视和强调，其来有自。因为它关涉到中国农业的一个核心问题：“未来，谁来种地？”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问题，谁来种地？当然是农民。但这确实又是一个问题。因为从事农业的收入太低，大量青壮年农民“用脚投票”，离乡外出打工，一任土地荒芜。“松江模式”的体面收入，显然是对这一问题的正面回应，其让人兴奋之处，也正在于此。

然而“松江模式”的体面收入从何而来，众多的报道或者没有提及，或者语焉不详。最新出版的一期《中国新闻周刊》上，刊载了一则《未来谁耕田》的报道，透露了一些“松江模式”的细节。从这些零碎的细节中，可以大体勾勒出“松江模式”轮廓。

不同于每家每户几亩乃至十几亩的承包地，家庭农场走的是一条规模化经营之路。在松江，家庭农场的规模在80亩至200亩之间。因此，家庭农场实现的第一步，就是要将土地流转起来，将分属于各家各户的承包地集中起来，然后进行规模化种植和专业化管理。松江的土地流转有其鲜明的特色。报道说，“从2004年开始，松江区鼓励农民将土地流转到村集体，农户和村委会签订统一的《土地流转委托书》。2009年，松江区对农民土地承包权予以进一步确认后，农民手中的土地更加彻底地流转到村集体。到2011的12月底，松江区土流转面积25.1万亩，全区99.4%的土地已经集中到村集体。”这是说，土地流转必须通过村委会。一个农户，想要流转土地，必须首先流转给村委会，而不能在农户之间自发转让。

那么，那些家庭农场的农户，又是如何经营其农场的呢？报道说：“松江区政府还对家庭农场设置了详细的考核标准。家庭农场要服从镇、村安排的种植计划，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按照农技部门要求实施种植管理，生产技术和田间管理要达标；甚至对田间地块的平整、美化都有具体要求。”这是说，种什么以及怎么种，农户是做不了主的，从最初种子的供应到到最后的稻麦售卖，都是服从镇、村统一安排。说到底，家庭农场的农户所做的主要工作，只是一个田间管理。

按照现有亩产量以及粮食价格，耕种80-200亩土地显然不足以收获“体面的收入”。报道中提到了问题的关键：“松江家庭农场主之所以能够维持‘体面的’收入，巨额资金补贴功不可没。2011年各级政府向松林家庭农场提供的农业补贴2607万元，其中来自中央财政的占14%，来自上海财政的占40%，剩下的46%来自松江区财政。……松江区为发展家庭农场，向种植水稻的农场提供每亩200元的流转费补贴，购买农机的补贴最高占到农机售价的70%，加上其他各项政策倾斜，财政补贴占家庭农场净收入的3/5。据统计，若取消全部补贴，家庭农场月薪仅有1500元左右。”

至此，家庭农场“松江模式”的本质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松江模式，是政府主导的高度计划加上高额补贴的农业生产方式。经营家庭农场的农户，只是这个由政府策划实施的家庭农场流水生产线上的一名工人，没有自主决策经营的权利，只是按照上边的计划，负责照看着田间地头并及时汇报情况。而那所谓的体面收入，不过是大量的财政补贴花在了少数的家庭农场之后，“人造”出来的一个数字游戏而已。

不容易地明白当地政府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打造所谓的“家庭农场”，但不难明白，“松江模式”之不可复制，是绝无疑义的。实际上，就松江本身而言，“松江模式”能否持续亦大有疑问。这不仅仅在于高度计划的生产方式和高额补贴带来的高昂的运行成本是否能够长时间承受，更在于“人造”的体面收入远高于农民另谋高就的收入，必然导致对家庭农场经营资格的过度竞争——如今在松江，申请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农户远多于实际需要户。比如新浜镇的文华村，29个家庭农场有70户报名；比如泖港镇的家庭农场申请户是实际需要户的2倍有余。土地流转农户与家庭农场农户的利益落差如此巨大，其结果，必然是矛盾与纠纷的频发与加剧。窃以为，上述两者的共同作用，最后将会导致松江模式的终结。

2013/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