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州企业老板“跑路”说到“高利贷”
(2011-10-07 07: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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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温州企业老板“跑路”说到“高利贷”
(关于“高利贷”的断想)
华说
九月,事发温州。
事情并非没有先兆。此前的坊间,有关若干温州企业老板“人间蒸发”——失踪、潜逃之类的消息一直不断,但似乎终究止步于传闻。然而,随着人称“眼镜大王”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出逃美国一事被媒体披露于大庭广众之下,那隐秘的冰山一角渐次浮出水面,开始为人们所知晓。而传闻也一一坐实了:新华社报道说,今年以来温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而9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3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
“悲哉!秋之为气也。”一时之间,悲凉之雾便披温州。
人所共知,温州非寻常之地。它是中国民营经济之重镇,亦是中国的经济地标之一。也因此之故,温州大地上所发生这一切,引来了众多关注的目光。自然要问,何以如此之多的温州老板弃企业于不顾,纷纷选择“跑路”?舆论的答案是,都是“高利贷”惹的祸!公开的数据说,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的月息一般是2-6分,个别甚至高达1角、1角5。月息“5分利”年化利率是 60%,而1角5的年利率则高达180%。这样的利率水平,为以往所未见。如此高昂的利率,一旦有风吹草动,深陷其中的企业往往债台高筑不能自拔。此番“跑路潮”中的温州企业老板,无一例外地参与了民间借贷。
然而,温州民间借贷的活跃,并非始于今日。作为一个私营经济极为发达的地区,暗流涌动的民间资金几乎是温州的代名词,并作为所谓的“温州模式”的组成部分之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则何以一直存在着民间资金借贷活动,何以骤然间成为问题?不难明白,其中的关键和枢纽,是高高在上的超越历史水平的民间借贷利率。
利率者,何也?经济学说,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率水平的“于今为烈”,表明着资金的价格居高不下。价格因何决定?供求关系也。利率也就是资金价格的不断上涨,表明了现实中资金供给远远跟不上资金需求的步伐。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企,很明显,正是资金供不应求的结果和表现。
资金供给的紧张,首要的因素当然源于货币紧缩政策。2008年底,以“4万亿”代表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带来了极度宽松的货币供应,节奏和力度之猛烈,为以往所未见。其后果就是当下的困境——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货币供应一再抽紧,节奏和力度之猛烈,也为以往所未见。货币供应量的快速收缩,表现在资金的供求格局上,供需的落差越发地加剧了。而对企业而言,则直接意味着从银行借钱越来越难了。
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因为即使在资金宽松的日子里,中小企业从银行借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银行一向是个喜欢 “傍大款”、嫌贫爱富的家伙。这并非仅仅是银行放不下面子和身段,而是无论从从成本,还是从风险的角度看,把钱借给小企业都要比大企业高。在商言商,银行追捧大企业而嫌弃小企业,只知“锦上添花”,而不思 “雪中送炭”,是内在的商业逻辑驱使的必然。因此,即使是像银行这样的正规金融机构加大资金供应量,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那么,大量无法进入银行体系以及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中小企业的出路何在?那活跃的民间借贷已经给出了答案。事实上,温州的众多中小企业,正是从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的资金借贷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此番“跑路潮”引发的强力打击民间借贷行为的呼吁和论掉,其实适得其反,不但不可能消灭所谓的“非法集资”以及“地下钱庄”之类的草根金融,反而会扩大资金的供求落差,从而进一步抬升民间借贷的利率。历史和事实一再证明,堵不如疏。唯今之计,是正视现实,招安民间资本:打开政策、法律的空间,让其从地下走向地上,实现阳光化运作。
是的,民间借贷最为人们所诟病的,是其高企的利率。这高企的利率,不单是因为借钱的中小企业没有清楚的财务记录、缺乏抵押物品等因素所造成。更为主要的,是民间借贷是“非法”的,不仅仅是游走于灰色地带那么简单,而且是很多行为直接与现行的金融监管条例相抵触,因而不受现有制度的保护。这是说,不同于银行的贷款,这些“非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运作成本高昂:贷出去的钱,“名不正言不顺”,没有政策、法律可以依靠和保障,因此很有可能成为“烂帐”。而要追讨“烂帐”不仅费用高,而且往往牵涉到黑社会和非法行为。而这种费用或者非法行为,往往不另外向借钱人收费,而是直接加在利率之上。
也就是说,民间“高利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因为贷款的风险而起。而这种风险,是与“非法”紧密相关的。因为在现实中没有合法的身份,不受法律法规的保护,无法借助于国家机器,一旦发生违约现象出现烂帐,往往就要采用非法的行动乃至动用黑社会力量,其交易费用之高,不是一般正规的金融机构所能想象。而这一切费用,都体现在那高高的利率之上!
实际上,那么多的温州企业老板的选择“跑路”,正是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着民间借贷背后的灰色或者黑色力量。企业资金断裂或者经营不善导致破产,在市场竞争中,乃是“兵家之常事”。企业是一个有限责任组织企业,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破产,并不意味企业法人——老板个人破产。为什么温州企业老板一个个地玩“人间蒸发”——或者失踪,或者潜逃?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答案不言自明。
毫无疑问,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所谓的“加强监管”或者“加大打击力度”,只能取得一时的表面上的平静,治标而不治本。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依然无从解决,甚至更为恶化。“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指望银行发展中小企业信贷来解决小企业贷款问题,如同 “等待戈多”一样的不靠谱。根本的解决之道,只能是放松管制,让活跃在民间的“草根金融”和“地下钱庄”拥有合法身份,能够由暗转明堂堂正正地运作。这其实一石二鸟之策:一方面给予民间资本一个合理出路,有助于规范民间资本的运作,同时也可以大幅度减少其运作成本,从而降低利率水平;;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的亦可因此迎刃而解。
个人之见,当下民间借贷之状况,其实远没有舆论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一方面,那所谓月息高达1角、1角5的“高利贷”,也是极为个别的。另一方面,那些惊人的超高利率实际上都是年化计算的,但在实际运作中,借贷的期限是非常短的,不可能长达一年。企业不是傻瓜,不可能以高出毛利率数倍的利率来进行长期融资,因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种种原因导致资金断裂,最终还不出高利贷而“跑路”的温州企业老板,毕竟是少数。
顺便一提的是,因为民间借贷的汹涌,“全民放贷”一词忽然流行起来。忧国忧民者痛心疾首慷慨激陈词,仿佛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一般。其实呢,这“全民放贷”,连基本的逻辑都通不过:都去放贷了,谁在借钱?都去放贷了,哪来的高利贷?都去放贷了,何处会有“钱荒”?这样的论调,其实不过是重复着当年“全民炒股”、“全民炒房”的陈词滥调而已。“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这位杞国的先生,余以为,是“全民放贷”论者不折不扣的同道。
201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