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一个牧师关于她认为她如何在纽约照顾穷人的问题时,她回答道:“我们可以成为那些富裕的人和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之间的桥梁。”这是典型的德兰修女的回答。她不会为她的正要开始新工作的姐妹们设计详细的计划或者目标,而是愿意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让上帝来操控这一切。她曾经说过:“我不想让这项工作成为一种交易,这是一项爱的工作。”另一次,她还说:“不要考虑那些数字,最关键的是人。”

          当她被问及她的姐妹们力量微薄,根本无法帮助这么多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她回答道:“我不会把穷人的数目加起来,相反我做的是减法,减少那些穷人和垂死之人。一美元就可以拯救一个孩子的生命。你能说一美元可以买一个生命吗?不是的,但是这一美元可以救助一个孩子。”在一次访问中,屏幕上出现的一个关于推销瘦身产品的广告吸引了她的注意,让她说了以下的话:“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让裸骨长一盎司的肉。”

         后来在解释她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第一家修行会的时候德兰修女说:“我们必须花些时间静一静,沉思一下,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像伦敦、纽约那些大城市里的人,那里人们的生活节奏都非常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在纽约而非喜马拉雅山为修行的姐妹们(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祷告)开办第一家修行会。我觉得那些大城市里的人更需要安静和沉思。”

      祷告是德兰修女和她的姐妹们工作的根基所在(她常常会发给她遇到的人祷告卡片,并把这个卡片称为她的“名片”)。尽管在她祷告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她还是养成了每天祷告的习惯。“如果你在寻找上帝,而且不知道从何找起,”她曾经说过,“你可以祷告,每天都要祷告。任何时间、任何场所都可以祷告。你不需要非要找到一个礼拜堂或者教堂才能祷告,你也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祷告—工作不会影响祷告,祷告也不会影工作。"

             后来在解释她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第一家修行会的时候德兰修女说:“我们必须花些时间静一静,沉思一下,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像伦敦、纽约那些大城市里的人,那里人们的生活节奏都非常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在纽约而非喜马拉雅山为修行的姐妹们(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祷告)开办第一家修行会。我觉得那些大城市里的人更需要安静和沉思。”

            自从1948年离开洛雷托的姐妹在加尔各答开始全新的生活后,德兰修女已经把最穷的人当作她工作的中心。她曾经说过:“只是知道贫穷是个问题并不是真正地理解它。我们仅仅读到过、谈到:过,或者在贫民窟中行走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它,不能了解贫穷真正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投身到贫穷中去，过贫困的生活。"

               1979年12月,她来到挪威首都奥斯陆来接受诺贝尔和平奖。陪同她来的有艾格莉丝修女和格特鲁德修女,她们两个都是在她的仁爱修会一创办就跟随她的。在印度大使馆一个为她而办的招待会上,她告诉记者:“我自己配不上这个奖项。这个奖不是给我个人的。通过这个奖项,挪威人民得知了穷人的存在。我是代表这些穷人,才来到了这里。”应她的请求,传统的宴会被取消,省下的3000英镑被用来为穷人提供食物。

              谈到和艾滋病患者相关的工作时,德兰修女说:“我们在这儿不是要坐下来裁决那些人,决定责备了事还是定个罪。我们是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在最后的日子里能过得好一点。”
           有些人说修女所做的事情,国家也能做,对此,德兰修女有次说:“国家能给我们许多东西,却给不了我们关爱和看护,而且还不止这些。也许我们做的是社会工作,但我们不是社会工作者,因为我们只是想成为世界上的沉思者。我们记得耶稣所说的话“你们和我在一起’。这样我们们就能一天24个小时都碰到他了。”

                希拉里·克林顿在自传《亲历历史》中回忆起德兰修女和她的华盛顿致词,她这样描述:“我仍然记得,她个头小得让我震惊。我注意到在非常冷的冬天,她也只穿着短袜和凉鞋。她刚刚发表了反对流产的演讲,想和我谈谈。德兰修女是个十分坦白的人。她不同意我关于女性选择权的观点,就直接告诉了我。多年来,她给我送来几十份便条或电报,内容都是同样恳切的请求。德兰修女从没有教训我或是责备我;她的劝告也总是细心周到,真心真意。我十分钦佩她反对流产的决心,但是我认为给任何一个州权力来对女人和医生实行刑罚都是危险的……我也不认同她和天主教堂反对节育的观点。
                 希拉里觉得她多少捕捉到了德兰修女如此具有影响力的秘密:“她就像一个欢天喜地的孩子。她用她小小的,却很强壮的手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楼上。她让我看新粉刷的疗养院、一排排摇篮这些都在等待孩子们的到来。她的热情简直无法阻挡。那时,我才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谦卑的修女可以让世界随她的心意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