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拉多为何“三谢”？福凶未卜就是一副教练

    福拉多给人的第一印象就特规矩。领队蔚少辉一如既往地用大嗓门吆喝着记者们落座，可大家还是团团地将福拉多围住，闪光灯更是上下左右地眨个不停。令人诧异的是，福拉多几乎一动不动，后退一步就贴墙上了，前进一步就靠上镜头，他以一种接近立正的标准姿势承受着。

     鉴于福拉多和杜伊的亲密关系，我不可避免地将福拉多上任和杜伊出场进行比较。杜伊第一次正式出场被安排在京城著名的五星级昆仑饭店，此饭店也是足协的定点联系饭店。上至哈恩、米卢的上任乃至各种大型活动，昆仑饭店都是足协的第一选择。福拉多的上任地点则被选在了足协办公楼东玖大厦801新闻发布厅。从地利之说而言，福拉多远不如他的数位前任。

     再论天时。哈恩虽于风雪交加之时上任，但引发了全国足记的围追堵截，为了近距离观察哈恩和朱和元在酒店大堂内的谈话，众多足记扒在二楼栏杆上，以超越在动物园内看猴山的热忱了望，更有人唆使巴西籍记者伊利克以酒店住客身份，混进大堂吧内喝咖啡，旁停哈恩的“上任感言”。杜伊科维奇的上任同样也引起了国内体育媒体的巨大热情，那两天出没在昆仑饭店大堂内戴着眼睛、体型中等的青年男子，时时交头接耳时时四处张望之人，大都是足记一分子。待到福将上任时，三千足记大都风流云散，奔赴祖国四面八方，报道伟大的女足世界杯去也。即使勤勉如第一足记马德兴老师者，居然也没能出现在福拉多上任的现场。真不知道这是福大帅的幸福还是悲哀？

    福拉多唯一超越他数位前任的显著优势，恐怕就是人和了。按照南勇的说法，挑选福拉多的最终原因是“一总两队”的组队模式。在此模式之下，正是凭借和总教练杜伊的超强人脉，福拉多才得以雀屏中选。福帅本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昨日上任，他率先抛出的就是三谢：一谢中国足协的信任，二谢杜伊的鼎力推荐，三谢众多媒体的支持和捧场。

   西装领带毕恭毕敬，福拉多的打扮再配上他文质彬彬的相貌，让人很难将他和激烈残酷的体育运动联系在一起。平心而论，他看上去更像一位大学教授，或者公司里面的高级管理人员。看着如此文静的福帅，我不禁想起了三联生活周刊苗玮先生关于霍顿的一段描述：99年，苗先生在飞机上遇见霍顿，发现老霍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经济学家》杂志，苗先生心想这么一文化人，怎么能斗得过搞足球的流氓呢？于是他断定霍顿下课在即。

   我对于福拉多并无了解，况且我也不擅以貌取人。但是我对福拉多先生也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担忧，在08奥运的指挥棒下，如何才能完成“时间紧、任务重”的世界杯目标呢？莫说明年的十强赛，就眼下的缅甸队也不是什么人见人捏的面茬。何况，带着“执行”头衔的福大帅，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副教练。

   早在足协确定“一总两队”方针并让杜伊主推候选人时，我就很尖锐地指出：这有可能将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为弱势的一位国家队主教练。当然，我也很佩服足协的政治智慧和语文水平，“执行主教练”既非执行教练，亦非主教练，乃是享受主教练待遇的执行教练。

    额滴神啊！如此富有创意和革新精神，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智商全部用在足球本体身上，那会是怎样一种改变历史的力量？我不会把到来的福拉多执行主教练看成一张倒贴的“福”字。我内心唯一祈福的是，当新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的中国足球能够拨乱反正，重见天日。BY THE WAY，福大帅本名无福，实乃弗拉迪米尔·佩特罗维奇（Vladimir Petrovic Piz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