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儒永 一个学生三教授

文/本刊记者 向华梁

     郑儒永，祖籍广东潮阳，1931年1月生于香港。1949年入岭南大学农学院。1953年毕业分配至中科院微生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1990年被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99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她每天站立工作7个多小时。

    她每天搭乘中科院的班车上班，下午再坐班车回家。

    “2004年的一天早上，我躺在床上起不来，心里想：糟了，‘定时炸弹’终于爆炸了，医生15年前曾经预言，10年内我的病会发作，不做手术就会瘫痪。”

    手术过后，在她脊柱“钉上” 2根钢柱,并铆上10颗钢钉，两年内不能像常人一样长时间安坐，上班全凭双腿支撑，只能站着。

她叫郑儒永，院士，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今年76岁。

    “像我这么大年龄还来上班的我们所也就我一个，其他像我这么大年龄的人都退休了。”

从教会中学保送读大学

    郑儒永是1949年进入岭南大学的。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虽说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陋习，但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父亲郑铁如历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董事会常务等职。父母亲对我们这些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同时又十分关心爱护。”郑儒永兄妹9人，除了一人因健康原因放弃上大学外，其他人都进了大学。       

    “在广州上大学的时候也没有觉得男女有什么区别，男女都一样。”郑儒永说。

    沿海的地理优势让这一地区较早吸收了西方开化思想的影响，男女的差异在这里并不明显，与内地相反的是广东和香港地区的女孩子更加受到父母的喜爱。女孩子不像男孩那么调皮，在某些方面也更容易贴近父母。

    由于早期的教会学校在沿海地区也比较集中，与内地相比，这一区域的教育相对比较发达，这里的女孩子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学校接受教育。

    “我的整个初中都没好好念，那个时候战争不断，到处逃难。好不容易连续念了一两个月，日本人来了又要跑。”

    当时教会学校比较多，抗战胜利后，1945年郑儒永返回香港，之后又和两个双胞胎姐姐3人一起转学到广州真光女子中学。真光中学是教会学校，与同属一个教会的高等院校例如北京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等订有免试保送入学的协议，毕业生中如果高中三年一连6个学期都是优等生，每届可保送一名到上述大学去上学。

    郑儒永1949年高中毕业，高中3年一连6个学期都是优等生。

    “我是最后一名享受保送待遇的学生。”

一个人的一班

    郑儒永选择的是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庭院布置专业，入学后非常失望：入学注册时得知，自该学年起这个专业被取消。上了几个月后，郑儒永转系到农学院刚刚成立的植物病理系，成为植物病理系的第一个学生，也是该学年的唯一学员。

    郑儒永当时最想去的学校是与教会无关的清华大学，最想学的是教会大学未开设的与建筑设计相关的专业，她本想放弃保送资格到北京参加清华的入学考试，但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北方还不安定，父母对她独自北上不放心。虽然父母给了郑儒永自己选择的自由，考虑再三，郑儒永还是决定放弃远赴北京的想法进入岭南大学。

    学生虽然只有一名，系里的教授却有林孔湘、范怀忠和陆大京3位先生。

郑儒永特别好强。一次，在林老师教授的课程考试中只得到69分，“我觉得没什么错误。” 虽然考卷没有错误，郑儒永经过仔细推敲，发现题目仍然有答得更好的余地。能够做得更好为什么不努力呢？通过努力，这门课程结束时，郑儒永拿到了林老师所给过的最高分：89分。

    “林先生通过打分让我知道学无止境，永远不要故步自封。”郑儒永说。

    到高年级，林先生单独为她开设了植病文献和真菌学两门课程，林先生是系主任，工作很忙，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和多名研究生，抽不出时间为她讲课。郑儒永都是自学为主，辅导为辅。林先生把他过去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生院的讲义和参考文献作为郑儒永学习的基础，每周郑儒永都要向林先生汇报学习的心得体会，也要提自己的问题。

    “我那个时候比较幸运，碰到了好的老师。”这段经历对郑儒永影响深远，在对待自己的学生时，郑儒永总会想想以前的老师。

    范怀忠先生为郑儒永单独开设植病研究法和高级植物病理学。

“虽然只有我一个学生，范先生一样认真讲课，一样认真安排实验。范先生最不喜欢学生读死书，他总是要求我们弄清楚最基本的原理，学会最基本的方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范先生说：“由于课时所限，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方法都告诉你。我现在教你做桌子，你学会了做桌子腿、做桌面，希望以后椅子、床、柜、橱、门、窗什么都会做。”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和中山大学农学院昆虫系合并成立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

    在毕业面临分配的时候，郑儒永陷入了两难。一方面是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报效新中国的热情。

    “我自己很想到国外深造，家庭虽然不是很富裕，但父母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很早就为孩子们准备好大学后出国留学的费用。”

    “那时刚刚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不能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觉得应该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总觉得在刚刚解放、国家最需要建设人才的时候出国像个逃兵一样。”

    经过慎重考虑，郑儒永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填写了无条件服从国家分配工作的志愿书。

“挑剩下的”成了“最好的”

    1953年，郑儒永毕业分配进入中国科学院，在刚成立的微生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工作。一到北京，郑儒永就遭遇身为女性带来的麻烦。

    中科院对分配来研究室的大学生实行导师责任制，和大学时代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郑儒永被分配到专业内比较有名的戴芳澜先生的工作组。“当时得知被分派到戴先生的工作组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因为我在学校就知道戴先生是真菌、植病界的老前辈，有机会在他的指导下工作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与我同年分配到真菌致病研究室的，还有3位南京农学院的毕业生，男女各2人。”

    在分配导师后不久，研究室的书记兼秘书许少英找郑儒永谈话，“戴先生是不得已才让你到他的课题组里面去的，首先戴先生一向不愿意带女学生，他认为女同志一结婚就不求上进，成不了才。其次你的照片是烫头发的，家又在香港，他说你是一个香港小姐，怕你不能吃苦，不能出差采集标本。”

    别的老先生也同样因为郑儒永是女同志和家在香港而不敢要她，最后把她留给了戴先生。戴先生因为自己是主任，所以让别的老先生先挑学生。戴先生也不想要她，但戴先生当时正在争取入党，许书记批评他重男轻女还想入党，他不得不接受批评，勉强同意把郑儒永留在工作组。

    “能跟戴先生工作和学习不容易，一定要好好干，一定要为我们女同志争气。”许书记说。

    郑儒永当即表态，我对自己有信心，只要给我时间，一定会改变戴先生对我的看法。

    在分配工作的时候，郑儒永被安排在标本室学习工作。主要是整理从各单位集中到中科院的近万号标本，另外还有一个处理全室与已有课题无关的人民来信的任务。在别人眼中，这是最单调、最“低级”的工作。

    从那时起，郑儒永就在心里憋了一口气：“我一定要证明给戴先生看，要证明女子也可以比男子强。”

    后来郑儒永经常在中科院的学习考试中拿第一，有很多先生就说戴先生挑选学生的时候以所长的身份占了便宜，挑到好的了。“为此，戴先生还专门让我去给其他先生解释，他不是利用所长的权力优先挑选我，我是别人挑剩下的。”

    在中科院工作好多年后郑儒永才结婚。“上大学的时候，学校也允许自由恋爱，不过我没有谈过恋爱，我想做点事情，打算一辈子不结婚的。经常有男生来找我，我不理他们的。我现在的老伴追了我十多年。不过在结婚之前就和他商量好，婚后不要小孩，如果要小孩就不结婚。现在很多人说我英明，其实真要做到也很困难。”

    刚参加工作时工资很低，40多块钱还要拿一半出来买国债，剩下的20块钱刚刚够吃饭，一点零花钱都没有。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请保姆，钱也不够你请。郑儒永觉得自己挺幸运，所里那些结婚后有小孩的同事挺不容易的，除了带小孩还要做研究。女同志要做一点贡献，不知道要比男同志难到哪儿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家里的事总是女同志关心得多一点，操劳得多，她觉得女同志不能成材往往也是家庭造成的。

    “我觉得现在的退休制度是没有道理的，女同志55岁就要退休，男同志却可以到60岁，这就是性别歧视，这个应该按照工作的标准来算，而不是性别的标准来算。尤其是我们科研类的工作和其他方面有很大差别。”

     面对她所热爱的工作，郑儒永依然怀着由那个特殊年代延续下来的执著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