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江月冷]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农民。

就像在城市里混了多年，依然不认为自己就成了一个城市人。我适应不了城市的嘈杂，就常常躲进房间，一个人悄没声地发呆去了。有时候出门，也见不得光秃秃的道路上修剪得很是工整的花木。我总以为那是一些摆设，就像最早的时候，村后张六的婆娘从外地走亲戚回来，满脸挂笑地带回了一束塑料花。村里人哪里见过这么逼真的花朵，都伸长了脖子使劲地夸好，可那束花在我眼里却是一片死寂的模样。

到了冬天，全村的花都败了，那花却一直开着，但是看来看去，假的终究是假的，总觉得少了一些灵性。

我也少了灵气，虽然我没白没黑地和二蛋几个人在村庄和田野里撒野，乡村的日头也每天都照耀着我，还把我的个头拽得一天高过一天，可我终究在村庄之外，就连地里的农事我也少有参与。父亲也不参与，父亲只是在队里敲打着他手中的算盘。有时就想，父亲为啥就不能和别人那样拿着铁锨下地呢，或像村西的姨夫那样，赶个清早就把沟里的猪草割了，然后半身露水半身汗水地走进家门。那时候，随着吱呀的开门声，阳光就从门洞里猛然间射了进来，明明亮亮中带着几丝清凉。

其实我也喜欢这样的场景，我甚至在更为长久的日子里，一度认为只有这样的镜头才是属于乡村的。

父亲却不这样，这多少让我失望。

关于父亲，就算到了现在，依然没有多少能够追忆的东西。就算我撒开了脚丫子向着童年奔跑，也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个片段躺在那里。

在我眼里，父亲永远不是一位农民。

这似乎因为爷爷。一位祖传的中医，在享用着祖先靠医术创造的家族的荣誉之后，却没能把祖宗的医术传递给后人。在他年纪轻轻就死了以后，只是给几个年幼的子女留下了一橱柜的书。

我在大伯家里看见过那些书，很多已经霉烂。不知道父亲是不是读过它们，父亲却终究是认识字的。他甚至在没有生病之前，还要时不时地自己的上衣紧紧地扎进裤腰带里。这样子，看来看去，都有了点文人的样子。可父亲又不是文人，他永远比不得田胖的父亲，人家靠着认识几个字，早就混到了城里。父亲呢，他甚至到死也没有去过几次县城。我这样说，母亲一定是不答应的。因为母亲多次说起父亲做过教师，做过工人，可那些梦幻般的故事对我来说，太过遥远太过虚幻了。我始终有点不信，可又看着树上飞来飞去的鸟群困惑。因为这事，在一个黄昏，我曾经长时间地蹲在门口的石台上出神：——父亲到底有什么本事呢？对了，父亲除了会打算盘，还能认识一些字，能看书，能写春联。可这又算什么，始终换不来粮食。母亲又说，村里没有几个上过高小的人，就连大队书记都没上过，你父亲算一个。这又能做啥，母亲不是还说了么，每年队里分粮分钱的时候，父亲靠打算盘挣出来的工分，却远远地低于在庄稼地里忙碌的汉子们。

我一直没有见过父亲在庄稼地里耕作的样子，哪怕是在梦里，对于我，这终究遗憾。

事隔多年，母亲有时还是要叙述一下的当年的场景，可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也许那时候我还小，也许母亲在她和父亲的故事里走着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我。可我是亲眼见过年终的时候，全队的人挤在队部的几大间土房子里，听队长报工分的。

对于玩耍成性的我来说，在那个烟雾缭绕的房子里，第一次有了工分的概念。原来工分可以换来粮食，换来钱，可父亲不在田里。

父亲在不在田里，地里的庄稼还是继续生长。成群的男人女人，都在地里忙碌着。隔几条街住着的姨夫，依然趁着空闲去南边的沟里割草，然后把自家的猪喂得肥肥壮壮。

慢慢的，在一个靠农事生活的村庄里，我越来越觉得能倚靠在农事的身体上，才是让日子好起来的办法。于是我开始近距离地注意那些肩膀浑圆的汉子们，看着他们在一天的劳作之后，狼吞虎咽地吃干粮的动人模样。姨夫也能吃，他曾经对我说起，他在被派去修水库的那一年，常常能一顿吃一扁担长的驴蹄子烧饼。可父亲呢，父亲不在农事里，吃起饭来就少。这样的习惯甚至在整个家庭里蔓延开来，以至于到了现在，我依然三顿饭也达不到别人一顿的饭量。

后来父亲生病了，一病多年，不但农事与他无关，就连那把用了半辈子的算盘也被搁置起来，成了我们几个孩子手中的玩具，算盘上的珠子什么时候逐渐地掉光了，这颗那颗，都滚落在泥土里，找寻不见。那年冬天，父亲说死就死了，连话都没留下半句，只是干巴巴地给我们留下了一地的农活。我想，我终于可以好好地做回农民了，可干了没有多久，我就发现我的心思也不在田里，我甚至很快就厌倦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以前的想法确实幼稚，当我割草的时候被镰刀割破了手，当我种地的时候被镢头刨破了脚，当我在运送麦子的车上被摔到了臭水沟里，我想，我应该想办法走出去了。

是的，走出去。总不能像父亲那样，一辈子从来不拿农具，却老是呆在别人的农事里。那么，城市呢？当我挣扎了几年以后，终于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城市，却渐渐发现，在城市的楼群下，我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局外人。 200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