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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老肖

     《我的唐朝兄弟》，是对社会人生的戏虞调侃，还是对江湖中国的流连？是对社会人生的无奈叹息，亦或是对正义、邪恶、良知、人性、天理、法律、公正的乡野解读？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片中的薛十三、陈六本是两个职业强盗，靠打家劫舍为生，但却显得十分可爱；庆阳府的卫军本是擒匪捉奸保境安民的正义之师，却显得十分可憎。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这打家劫舍的强盗偏偏充当了保境安民的角色，而乱境戕民的却恰恰是这负有保民职责的政府卫军。真是乾坤颠倒，滑天下之大稽啊！赵里正只是一个基层小吏，用现代话说就是个村长，却处处以执法者自居，自动充当起神圣法律的护法干城。他貌似公平、正义，开口闭口“大唐律法”，甚至在无法将两个强盗绳之以法的情况下，不惜赔上身家性命刺死薛十三，以维护法律的公平与威严，但对官军知法违法、执法犯法的行为虽也有所不满，可终不敢些有微词，亦不敢反抗，甚至不闻不问。从出场到死去，赵里正似乎只为一件事活着，那就是将二匪绳之以法！他对只抢了村民几个铜钱但却多次在官军刀下解救村民的二匪始终耿耿于怀，必欲制于死地而后快。他的理由就是“大唐律法不可违”。真不知道他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是在亵渎法律的权威！他既敢冒死刺杀盗匪，为何不敢冒死抗拒害民的官军？他为何在盗匪面前大谈律法，而在同样违法的官军面前却避而不谈？当他以法律的卫道士的面孔出现之日，就是法律在强权面前奴仆地位的确立之时。当法律匍匐在强权脚下之时，还有什么公平、威严可谈。

     其实薛、陈二匪并非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不过是游走于混混和流民之间的草根之徒，生的艰难，活的苟且。自始至终，二人并未滥杀一个村民，陈六在与村民一起割麦子时还说，他一干农活就舒坦。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赵里正去报官之前，他们与村民在村子里确实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太平日子。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二匪似乎要改邪归正、在小山村里终了一生的时候，赵里正去告密了！官军很快来了。结果是到村后诬民为匪，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全村被夷为平地，村民被屠杀殆尽。这就是法律的尴尬，社会的无奈。其实，这在片中早已有过铺垫，如：赵里正和他的儿子赵四郎逢人就喋喋不休的口头禅就是“我乃常山赵子龙之后”，欲攀附历史名人抬高自家身价之心路人皆知。当村民抓住二匪，赵里正要处死他们时，片中也提出了“情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其中一个村民道出了真谛，“情大、法大，那还不是您老一句话吗”？

    最经典的一处当以诗人李白与二匪的一段对话为最。一天，二匪正在村中居住，来了一个诗人找水喝。夜间双方饮酒畅谈，方知来人乃是被我们现代人传颂千古的伟大诗仙李白！薛十三问李白靠什么为生，李白答道“靠卖诗为生”。这边的陈六没听清，就说：“卖身啊？这可不容易。”李白很恼怒，高声反驳说不是“卖身”是“卖诗”、“卖诗为生”。接着他又说他要去长安，那里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很喜欢他写的诗，会出很多钱来买诗，从而让他写出更多的诗，他也会得到更多的钱，而且天不亮就赶往长安去讨取生活了。在这里，李白的这种辩解又有什么意义呢，只能更显得苍白无力，欲盖弥彰。诗本是思想、灵魂的舞蹈，是艺术的精灵，岂可待价而沽？可当诗成了一种商品，写诗成了一种谋生或是糊口的一种手段的时候，“卖诗为生”与“卖身为生”又有什么区别呢？李白不想承认这一事实，可又能怎样呢？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在一个浮躁的、喧嚣的、逐利的、道德败坏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是可以坚持的呢？没有什么是值得坚持的，唯有活着而已！我的唐朝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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