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创造的，记录历史的典籍也是人写的，这就免不了带有写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十分有趣的是，有的史书，撰写者似乎特别敬业，按照他的评判标准，“好人”、“坏人”等等之划分，早已经给你搞定，你只要到目录里一找就可以了。比如说李林甫吧，《新唐书》就把他列入了《列传·奸臣》里。然而，这客观吗？

　　在帝制的时代，皇帝就是一手遮天的大老板，在大老板手下工作，干好了，受奖赏；干砸了，被炒掉，很正常。维护老板的尊严和地位，秉承老板的意图行事，是一个“员工”基本的“职业道德”。在这一点上，李林甫做的十分突出，唐玄宗之所以那么信任李林甫，这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说他不择手段也好，损人害己也罢，李林甫就是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这顶帽子，他带了一千多年；对他的评价，也人云亦云了一千多年。不过，从李林甫的这句话里，确实能感受到他的“独特”。看来，李林甫做宰相一做二十来年，并非偶然，绝不是一个“奸”字所能概括。

　　魏徵的“名言”：陛下您从谏如流，所以，我才敢向您直谏。如果您不喜欢我直谏，我敢冒犯您吗？⑧

　　按照哲学的说法，任何事物偶然中都有必然。魏徵的直言敢谏，似乎无人可及，早已经成为忠贞耿直的形象载入青史。这看起来很偶然，然而，偶然中真的有必然。魏徵对唐太宗说的这句话，真实而且简明地道出了这种必然。

　　凡事都是俩好嘎一好，魏徵不是糊涂蛋，他的耿直，其实藏着大智若愚。不顾对方的反应，瞎干蛮干的事他不会干。关于他那些直言敢谏的轶闻，你就品吧，闪耀着的实在是他的睿智与理性，也不乏带点不露痕迹的圆滑与事故。

　　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与领导的交往，的确有讲究。聪明的部下，会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语言，让领导接受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最愚蠢的行为导致最难堪的后果是：尽管打着合理化建议的大旗，领导对你的话充耳不闻，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没当狗放屁。更糟糕的是，换来一副小鞋穿，那就更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