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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杀手邹当荣不为人知的过去

(2006-11-25 10:15:21)

少年丧父,他含泪用羸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8年付出,他终于携着家人走出命运的阴霾,创出了生活的一片艳阳天……

本文作者的自述,道出了一位青年作家执着奋斗的历程。

 

妈妈,命运劫难后我们白手起家

 

2000年2月28日,湖南省岳阳市房地产公司财务室。

当我将80000元现金放办公桌上时,我的身后传来了一位女性的哭泣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妈妈。说过叫她呆在家里别来的,没想到她还是忍不住来了,来了之后果然控制不住激动的泪水。顿时,我的眼睛也湿润了:8年拼搏,我们终于战胜苦难,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买了房子应该笑才对呀,怎么会哭呢?”房地产公司的人都感到奇怪。

终于,我禁不住他们好心的询问,说出了其中的原委……

 

家园飘零,孤儿寡母背井离乡

 

1975年5月,我出生在岳阳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家中有四口人,爸爸是国民党一个保长的遗腹子,妈妈是普通的村姑,弟弟比我小两岁。家中本来还有一个哥哥,但是在2岁那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溺水而亡。由于爷爷19岁就去了台湾,奶奶不久就改嫁了,爸爸没有任何祖业,直到26岁才娶了我妈妈。

1985年,爸爸在岳阳县三胞理事会的关照下,成为了岳阳县针织内衣厂的销售员。我们一家的生活才渐渐地好起来。不久,全家都迁往县城,还在县城买了一栋两层楼的住房。然而,就在爸爸妈妈准备全心全意送我和弟弟上大学时,爸爸在一次工作中失误,让河南郑州一个化名杜富贵的骗子骗走货物价值7000元。爸爸在追踪骗子以及货物的下落时,又花费了5000多元。这对于一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爸爸积劳成疾,卧病不起,家里却没有钱治疗,就这样,爸爸的病情越拖越严重,等1992年8月不得不入院治疗时,已经是肝癌晚期了。

   “这不是没有救了吗?”妈妈当时就晕过去了。后来,听一位医生说,如果做手术的话,我爸爸的病还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可以救活。妈妈马上把我和弟弟叫到走廊上,说:“现在能够借钱的地方都借尽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房子卖掉,给你爸爸做手术治疗。你爸爸养大你们不容易……”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泣不成声了。我和弟弟知道妈妈接下来要说的话是什么,当场就哭着答应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把爸爸的病治好。房子没有了,我们以后还可以买;如果对爸爸见死不救,我们这么多年读书不是白读了吗?”

妈妈擦干我和弟弟的眼泪,领我们来到了院长办公室,说:“我们同意做手术!我今天把房子抵押了,明天就给他爸爸做手术。”院长答应了。在离开院长办公室的时候,我看院长背过身去,用手帕擦拭自己的眼睛。

妈妈以15500元钱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爸爸生前的一个熟人,条件只有一个:“如果他爸爸以后赚了钱,再以这个价格把房子买回来。”然而,爸爸做完手术不到三天就离我们远去了。时间是1992年8月20日。此时,我离高中毕业还差一年。我的弟弟,也只有一年就初中毕业了。老家的亲戚把妈妈、我和弟弟接回去,准备让我们兄弟俩弃学,跟妈妈务农。我和弟弟尽管不同意,仍然答应了。因为县城的房子已经卖给了别人,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

我们都没有料到,我爸爸去世还不到一个月,那些逼债的就会把我们家洗劫一空。别说是电视机、电风扇、组合柜等稍微值钱的东西,就连家里的1000多斤藕煤,也被一个亲戚挑回去抵债了。

人情冷暖,使妈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捡破烂,也要送我和弟弟读完最后一年。就这样,妈妈扛着家里仅存的100斤大米,领着我和弟弟重新回到了县城。

妈妈在爸爸生前的单位做了临时工,也就理所当然地住进了职工宿舍。我和弟弟自然跟妈妈住在一起,虽然使用面积总共不超过10平方米,但是我们都很满足。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和弟弟在学习之余,经常出去找活干。当时附近的几个工厂几乎天天都有货物需要装卸,我和弟弟每次都加入其中。有时候货物太重了,我就和弟弟两个人一起抬。因为装卸队的人知道我们家的状况,所以也不见外,只要我和弟弟去了,就能分到和他们同样的报酬。除此以外,我还给报社写稿子,用稿费收入对付学习开支。

1993年7月,我和弟弟都毕业了。而妈妈所在的厂子,也正好宣布破产。我们一家,又面临着生活危机。妈妈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准备收拾东西,带我们到广州去打工。我不肯,说:“很多报纸和杂志上都说大学生在广州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象我这种刚刚走出校门的高中毕业生算什么。我要继续学习!”妈妈哭了:“我也想让你们继续学习,可是学费从哪里来呢?原谅妈妈无能,我实在没有办法可以想了。”已经16岁的弟弟也在一边对我怒目而视,说:“我也随妈妈去打工,你有什么去不得的?”

我无言以对,只好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我在岳阳广播电视报发表过一些文章,我想亲自去问一下,看他们愿意留我不……”妈妈和弟弟想了想,说:“那你明天就去吧,不行的话我们一起到广州去,一家三口在一起有个照应。”我含泪答应了。

 

责无旁贷,流泪也得挑起重担

 

1993年7月13日,我怀揣刚刚领到的45元稿费,提着一个塑料袋,坐上了去岳阳的公共汽车。在车上,我看见一个扒手在偷钱,就下意识地说出来了,结果下车后被扒手扇了一个耳光。令我庆幸的是,他们没有抢我的钱。

我步行来到岳阳广播电视报社,敲开了编辑王向明办公室的门,吞吞吐吐地说明了来意。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王老师对我非常关心,马上跑去跟领导商量,让我作为实习生在报社留下来了,不过没有工资,食宿自理。我打听到一个同学的爸爸在岳阳做民工,跑去请求住进他所在的工棚里。同学的爸爸听说我“将在报社工作”,很高兴地答应了。

7月15日,我到岳阳广播电视报社上班的第二天,妈妈带着弟弟去了广州。不久,听说他们都找到了工作,妈妈给别人家带小孩做保姆,弟弟在火车站附近跟别人贩水果。他们省吃俭用,把微薄的工资寄给我做生活费,希望他们能造就一个记者儿子或者作家哥哥。我只有认真学习,刻苦写作,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去回报给他们。1994年以来,《岳阳晚报》、《短篇小说》、《山西青年》、《中学生文摘》等报刊多次推介我的成才经历,湖南省作家协会吸收我为会员,还给我申报了湖南省自学成才奖,似乎所有的奇迹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有谁知道,我的妈妈和弟弟曾经给予了我多大的支持!

1994年2月,我被岳阳广播电视报正式聘请为编辑、记者,月薪300元。我也暂时告别了住工棚、睡办公室的日子,住进了王向明老师提供的一间杂屋,开始把妈妈和弟弟寄给我的钱存起来,为将来买房子做准备。这时,弟弟给我来信说:“妈妈那么大年纪了,又不认识字,我想让她回来。我们兄弟俩节省一点,多吃点苦,妈妈就可以清闲些,不用到外面去打工受人家的白眼了……你也许不知道,妈妈前不久由于贫血晕倒了去医院看病,老板居然扣了她一天工资,还骂了一顿。老板不许妈妈和我见面,怕我们合伙偷他们家的东西……”看完弟弟的信,我二话没说,赶紧回信叫他转告妈妈,让妈妈回岳阳来。

不久,由于广州清查“三无”人员,弟弟也回到了岳阳。一家三口,又象以前一样挤在一间房子里。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里,摆着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三把椅子,实在是拥挤不堪,然而,我们还要在这里做饭,炒菜,堆放藕煤等物品。如果想方便,还得走50米,到前面那栋办公楼的公共厕所去。就是在这样一个房间里,我们一家三口呆了四年。

生活的困窘并不重要,再怎么艰难我们也不怕,可是怎么安排弟弟的将来,却让我费了很多心思。那时侯,弟弟瘦瘦的,个头也不高,大约166厘米(现在173厘米),我不知道应该让他干什么才好。我曾经让他学过电脑打字,可是他才学了两个星期就说那是女孩子做的事,他不适合。我生气地说:“你以为我是岳阳市的市长,想给你安排什么工作就安排什么工作,哪有这么好的事?反正你现在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多学点东西,以后说不定用得上。再说现在学打字又不要你交钱……”弟弟没有反驳,闷闷不乐地去了。第二天,我到那个打字店去看,问了一下打字员的工资,也觉得让弟弟做这种事前途渺茫,就要他收拾东西回家了。

接着,我让弟弟到一个亲戚的中巴车上去卖票,等有机会就学习开车。弟弟答应了。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弟弟就捂着嘴哭着回来了。原来刚才在中巴上,四个地痞不肯买票,弟弟随口说了一句:“不买票上什么车?”其中的一个地痞竟一拳打在弟弟的嘴上,打掉他一颗门牙。我马上报案,可是那四个地痞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自从无辜被打以后,弟弟说什么也不肯去卖票了。我也不好强求他去做什么,但是为了避免他学坏,我思前想后,最后拿出这几年的积蓄,将他送到了岳阳市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1996年6月,弟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中巴司机。我跟他开玩笑说:“你现在每月收入1000元左右,比我的工资还高,应该可以不用我费心了吧。”弟弟笑着说好。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弟弟开的中巴就因违章被关进了交警支队。怕老板怪罪,弟弟只好找到我,求我想办法把车放出来。结果,我四处找人,最后硬是答应帮交警支队某办公室写年中总结,人家才同意下不为例,将车放出来。

1996年7月,我辞去报社的工作,来到了一家私营公司。坐办公室写材料并不是我喜欢的,但是冲着800元钱一个月的报酬,以及包食宿的特别待遇,我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于是,妈妈和弟弟都跟我一起搬进了公司租住的三室一厅。当然,这么大的房间不可能是给我们一家人住,我只有一室,另外两室是同事们住的。好在客厅大,我将客厅一隔,竟隔出两个房间,我们一家也算是都有了自己的空间。

在这个公司,我踩三轮车卖过稠酒,披彩带当过促销先生,到浙江义乌、湖北武汉、湖南南岳等地当过采购员,后来,就成为了公司的下属部门岳阳楼历代名人蜡像馆经理。与以前相比,工资无疑又翻了一番。我从公司宿舍搬出来,另外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每人一间。接着,我又给家里买了电视机、VCD、电风扇等电器,以及一些家具,妈妈说:“这家,是越来越象家了,如果这房子是我们的,那该多好啊。”我安慰妈妈说:“别急,我和弟弟每月加起来有好几千元钱的工资,不用多久就会有我们自己的房子了。”妈妈急切地说:“还要等多久啊,你们可别乱花。”弟弟说:“等我们老板把工资发给我,我们再借点,就可以考虑买房子了。”

1998年5月,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电视机旁,正准备再借点钱买房子时,却意外地看到一则新闻:昨天晚上,一辆超载的中巴在107国道上与一辆东风牌货车相撞,车上乘客13人受伤,无人死亡。弟弟盯着荧屏,脸上的快乐表情荡然无存,半晌才说:“那是我们老板的车。他昨晚开车回老家有事……”

弟弟那已经被拖欠了一年半的工资,转眼之间变成了一张遥遥无期的白条。那可是我计算在内的2万元钱啊!我望着弟弟,他也情绪低落,怎么办呢?别人性命攸关,我们能逼债么?我只有安慰弟弟,要他别灰心,买房子的钱我去赚,不用他担心。

弟弟休息了两个月,开的士去了。我的心里却非常着急,我到哪里去凑钱,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啊。

 

呕心沥血,只为亲人生活一片光明

 

1998年8月,岳阳一位记者根据我的经历写了一篇《打工仔6年苦圆作家梦》,寄给了《年轻人》杂志社。结果稿子没有发,我却被招聘到《年轻人》杂志社来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能做记者、当作家,这样的好机会自然不会放过。就这样,我到了长沙。

1999年3月,一篇《〈年轻人〉,你怎么惹李湘生气了》让我在长沙出了个不小的名,也让我得到了1650元稿费,300元奖金。我第一次明白,原来写文章如此来钱。于是,我抛开纯文学,迅速转行写纪实特稿,一年下来,竟发表了30多篇。加上这一年时间所写的小说,一共大约有40万字。相当于我前面7年的总和。当然,我一年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产量,主要还是买了个人电脑、打印机、扫描仪,并且上了网。我知道,只有高投入才会有高产出。如果满足于以前那种手写,一年就是抄40万字也不容易。

我写得很苦,经常是白天采访完了晚上就加通宵班写完。有几次都是写完了特稿马上就去湘雅医院打吊针,补充营养。1999年11月,我跟湖南经济电视台签约写《真情大复活》时,为了赶进度,竟创下了2个星期写6个特稿的记录,大约4万字。2000年2月,我又象前面4年一样,没有回去过年,呆在这里写稿。一个月写下了8个特稿,大约6万字,连我自己也觉得速度惊人。当然,我付出的代价也惊人,在医院躺了两天。我的妈妈和弟弟却不知道这些情况,因为对他们,我从不谈起这些。

我到长沙来了两年,妈妈却仅仅来过一次,不是她不想来,而是弟弟不让她来。他担心妈妈来长沙给我添麻烦。1999年12月,我已经是四个月没有回家了。妈妈问为什么。我只说是工作忙,没有空。后来,妈妈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的一篇报道惹了官司,特意从岳阳赶过来看望。我不忍心拒绝她老人家的好意,答应去火车站接她。

我没有想到妈妈会象看亲戚一样地提很多包来。那些桂圆、红枣、龙井茶之类的东西,都是亲戚去岳阳看望她时买的,妈妈竟全部提到长沙来了。除此以外,妈妈还提了一只母鸡。那天晚上,我关掉了所有的通讯工具,连电话线也给拔了,怕妈妈接到电话,知道我近期惹的官司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那时侯,两个地方的当事人以及律师都在找我,要求“私了”)。

我陪妈妈聊到晚上11点,让她在我的房间休息。而我自己,将电脑搬到客厅,继续开始创作。晚上妈妈起来上厕所,发现我还没有睡,就给我泡了一杯牛奶,然后心痛地说:“孩子,别累坏了身体,早点睡。”我答应马上去睡,可是直到第二天早晨,我还坐在电脑前没有离开。我没有告诉妈妈,尽管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三室两厅,同事们都回家了,可是我没有及时借到同事的房门钥匙。

为了尽快挣够买房子的钱,从1999年9月开始,我几乎一直是打两份工。目前仍然如此。我一边在一家时尚杂志社做编辑部副主任,一边在另一家杂志做记者,两边的写稿量和发稿量我都排在前面。除此以外,我还给其它的杂志写稿,每月都有一些文章见诸报刊。从事特稿创作一年多,全国有名的一些大众畅销杂志,几乎都发表过我的特稿。我知道,对于那些看好我的小说的人来说,我写特稿是误入歧途了,然而,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写什么都是写,对于我来说,要写出影响时代、历史乃至人类的东西实在是强人所难。如果能通过写作改善我个人的生活,继而改善我妈妈和弟弟的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还有节余,我宁愿去资助一些失学儿童,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也许比强迫我去写经典名著现实得多。

2000年1月1日,《岳阳晚报》周末版的一位朋友借我的名义写了篇《新世纪,给妈妈买套住房》,尽管只有100多字,但是促使我下定了马上在岳阳买房的决心。妈妈听说我要买房的消息后,也非常高兴,说:“念了好多年了,这次终于变成了现实。”我说:“我这次在岳阳买房是给你们住的,我准备在长沙安家。”弟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真的?”我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弟弟高兴得跳起来了:“我正愁这1000元一个月,不知何时能挣够买房的钱呢。”

2月28日,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我当着妈妈的面,在房产证登记表上郑重地写下了弟弟的名字。当我们一家打的走进真正属于我们的新房子时,弟弟喜极而泣,欣喜若狂,说装修后就可以考虑找女朋友结婚了。而我,却拉着站在一边的妈妈,说:“妈妈,我准备明年在长沙买套住房,到时候您住在长沙还是岳阳?”妈妈点点头,叹了口气,说:“我住在哪里都一样。唉,你爸爸没福气啊!”

我拉着妈妈走向阳台,遥望着老家的方向,泪水又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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