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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12 09: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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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张好好：用写作修正生命的轨迹
桫椤：1972年出生，河北唐县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保定市作协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关注当代文学创作和网络文学发展，2007年以来，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长篇小说选刊》《大家》《诗探索》《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界》《网络文学评论》《创作评谭》《长城》等媒体发表理论文章40余万字，出版理论集《阅读的隐喻》。
张好好：本名张浩。1975年生于新疆阿勒泰布尔津县。祖籍山东烟台牟平，毕业于新疆大学。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研班学员，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桫椤：你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布尔津光谱》被《长篇小说选刊》选载，这在“纯文学”写作中也是一种被肯定的方式。写作常常是耗损生命的事业，甚至有作家认为写作就是生命本身，你怎样评价从写作开始到现在的成就？这等于是总结自己前半段的写作生涯了。
张好好：我从来不敢评价自己。因为评价意味着否定。我其实是否定自己的文学创作方式的。我不会编故事。好的小说家最起码具备的素质就是要会编故事。可是我不会。我勤勤恳恳地书写着自我的生命感受。适合散文的就用散文，适合小说的就用小说，适合诗歌的就用诗歌。不刻意追求形式，只漫随如水的文字自然形成的形态，用一种适合这种形态的体裁把它盛起来。我不敢评价自己，另一个原因是其实我又是那么犟地做着自己。犟，意味着我盲目于自身，看不见甚至不愿突破自己的局限性。不会编故事我就不编。不喜欢市井审美小说，就永不靠近。我是多么喜爱这样的自己，但是这一定意味着我有多孤僻，是在阁楼上写作的人。那么它的价值何在，我们都不愿意做不环保的人。如果我们用大量的抒情和太阳下无新鲜事的故事给这个世界创造了霾，如果我们贪图虚荣购买纸张出版图书，损耗掉千万棵大树，我们必然是有罪的人。幸好，我从这个角度对自己做了评价，发现我对这个世界是有益的。我愿意做一只益虫。一只萤火虫，用微小的光照亮我的朋友，我身边的人，我照顾的流浪猫狗，我帮助的深山里的孤儿，我所从事的文学编辑工作。因为我有爱和善良，我甚至是一个母爱泛滥者。“爱”推动着我去“写”，做一个真实的那个自己，不做攀附文学季候风者。“你是那一个，不是那一群中的一个。”我的朋友这样评价我。我为此而高兴。很庆幸的是，我衣食无忧，这个前提使得我能比较贵族气地悠然写作，写“自己的作品”，而不是社会作品。这并不是说我没有社会使命感。我恰恰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我觉得心中的暖和爱我坚守住了，人类总体的美好品质就多一分。我自2001年开始写作。那时候女儿1岁。写作对我的一生是灾难的开始，也是福星高照的必然。我从没有总结过我这14年的写作生涯如何如何。我唯一做的总结是，我的女儿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一句。她用笑魇如花的童年少年的面庞回应我。我感谢她的善良。《布尔津光谱》被《长篇小说选刊》转载，主编顾建明在扉页上说，希望大家理解本期作家的良苦用心……看见这句话我几乎潸然泪下。是的，谁又能理解一个果真不会虚构故事的文字写作者执守的向美向善之心呢。写作和生命的关系，我想，是写作在修正着生命的轨迹。它时刻检索着我的偏差。当我怨恨，当我抑郁，当我苍凉，当我失守，是文学检查出我的生命黑洞，它告诉我，请一键修复。于是我的生命和文学编成一个美丽的麻花，我的生命也因此而美丽无比。
桫椤：一上来就让你给自己下结论，很不厚道。但是读你的小说，却也会感到有一种表面上风光无限，而内在之中却“危险不断”的矛盾力量，这似乎也是一种“不厚道”。你常常在叙事过程中扩大温暖，或者化冷为暖，我看到太多的温度和曼妙的意境，凭我对你的了解，这不是矫饰，而是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反倒是你的真诚。
张好好：我们可以把世界想得很坏很坏，比如我觉得长江已死，这太可怕了。我们也可以把世界想得很好很好。比如我去长江边的芦苇荡里走了走，我又几乎要落泪了，我觉得这片大地为何如此爱我！我们也可以把一个人想得很坏很坏，但是也可以把一个人想得很好很好。在明白了这两极的思维之后，我愿意把世界和人都朝好里想，因为否则就是对世界和人的不公正。我在新年里完成的中篇《枝叶摇晃》善和暖激烈荡漾，冷和恶深藏峡谷，令桫椤读来倒吸一口凉气。我想我一定不是在矫情地刻意制造这样一种氛围，以使得这篇小说与众不同。我是一个身无技巧的人。但这是不是又体现了我身怀绝技？我愿意这样自信地理解自己。
桫椤：这种对世界的温暖抚摸和慰藉，肯定也与你的性别有关。尽管你在生活中抗压能力强，待人接物也颇有“女汉子”的豪爽气，但是谁又能说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呢？你在一篇叫做《艾蒿》的文章中说，“艾蒿也是一种声音”，完全泄露了你对生活的敏感，其实你本性中的善、性格中的柔，也都对你的创作有影响。你自己怎么看？
张好好：我觉得人最重要的优点是，要心怀侠义。这个时代不需要一个侠客飞檐走壁替友杀仇，这个时代的侠义更是万丈红尘中的那一点缠绵的暖意。缠绵不一定非要用在爱情上。我说我和桫椤这么多年的友谊就可以有那么点缠绵的意思。还有我的同事龙娜娜，我们也可以有那么点缠绵的意思。我的发小玉慧，也是缠绵的。是看对了人之后心骨里坚守的不离不弃。我和人交往，喜欢开怀大笑，而且心直口快，所以略显豪爽。我喜欢生活中温暖蕴生。世界可以很坏，也可以很好。天气可以阴霾也终有放晴的那一日。我的另一面是极度的安静和规律性。我不是一个社会人。虽然我生活在社会中。一天中的20个小时我活在完全的自我中。读书，写字，想念，照顾猫狗，清洁生活，我几乎是有洁癖的，每一时间做什么事，家中的大小物品的归置，必须井然有序，我的大脑才会清晰运转。在这20个小时里我柔软如孩子，敏感到喜欢落泪。也会想起一件事大笑。有时候会抑郁，静静躺着，等待必然的抑郁慢慢消逝。我不知道这样的生命状态和我们要探讨的文学这高大上的话题能否并列排置。但是这就是我的文学背后的真实生命，它是一口沉默的井，古井无波。
桫椤：做理论的人大概都有点理性的冷酷，反而更容易被作品中的温暖所打动，而不是生活中的。你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让我看重，我想“传递温暖的力量”的确是重要因素。温暖不是“发嗲”，一个优秀的写作者，一定是一个自持的人，叙事之中要有节制的意念，“隐忍”在作品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开头你说你是一个“母爱泛滥者”，写作之中千万不要。所以我看到了你在创作和生活中的不同表现。在创作中，你努力掩饰生活中的苦难、凶险和各种的不完满，将世界表达为布尔津灿烂的花海，我看到美好，看到安静，就像小凤仙和爽春、爽秋们的生活，她们的命运艰辛，但是她们却时时感受到生活中的快乐和希望。而在生活中，你收藏起内心的敏感和柔弱，以一副豪放的姿态应对世界的复杂性。你看，你在创作中与在生活中基本上是一个反转的状态，这表示了什么？
张好好：嗯。是我太复杂了。不是世界太复杂了。或者说我太懂得世界的复杂而用属于我自己的方法将世界化繁为简了。四十岁之前我可以说生命是苦难的凶险的不完满的，甚至是虚伪的。但是四十岁后，我必然强大了，我觉得世界就是美如花海的。所以我觉得关键词在于你是否强大。世界最美丽的风景只留给强大的人去观看。当我强大，我在创作中将生活中的故事磁场轻松调置，这不是正证明了我的强大吗？
桫椤：除了性别意识，你对家乡布尔津情有独钟，作品几乎都是对家乡的书写，从《布尔津怀抱》到《布尔津光谱》，再到你去年出版的随笔集里的文章，你的文学地理学里几乎只有“布尔津”这一个地名。“七○后”作家乡愁情结浓重，你也是一例。你是想把布尔津打造成“高密东北乡”这样的文学地名吗？但愿你不会有这种实用主义的想法存在。
张好好：我说过我不是社会人。这意味着我不跟风不投机不打造。我的布尔津，它是我的，就如同是我的爱人，与我血肉混为一体，我无法不啰唣地写到布尔津的哪怕是一枝艾蒿。命运对我实在太好，我已经完全不用实用主义四字来搅扰我的文学创作了。我活着，我行走，我思考，我看见我看见的事物和生活和人。我如果爱他们，我就写下他们。就这么简单。
桫椤：关于地域对文学的影响，陈忠实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原文记不大清了，大意是说作家笔下的人物性格，一定要与他所处的地域文化特质相符，他们要呈现出与地域文化紧密相关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样的人物在文学上才是真实的，也才能立的住。最近我读到陕西作家红柯的《少女萨吾尔登》，在文化与人物性格的关系上处理的也非常好。我看到你的小说中的人物也是这样，《布尔津光谱》的大背景是内地移民开发新疆的史实，这就是小说中人物生活的历史语境，而你本身也是一个中原移民的后代，你怎样看待地域和那段历史对你的创作、或者说对你生命的影响？
张好好：我的父亲去世15年了。今日的我一寻思，觉得父亲在青年时代只身一人从山东牟平一个小村庄向西北进发，来到了布尔津，就是为了我的这一生被文学的福怀拥抱。我出生在布尔津，眼睛一睁开就看见了大河，牛羊，青草，鲜花，做木匠的父亲，做裁缝的母亲，美丽骄傲的小姐姐，还有邻居漂亮的哈萨克小伙伴，屋檐上行走的猫，院子里狂吠的狗。我们出生就坐在哈萨克老乡擀制的羊毛毡上。我们吃邻居哈萨克阿姨油炸的包尔萨克，吃馕坑烤制的金黄的馕。我们吃山上的牧民送下来的酥油奶酪和奶豆腐。逢年过节我们吃大锅炖的牛羊肉。我们知道清真的礼节。忌讳哈萨克老乡们忌讳的一切。我们和他们，从来就是相亲
相爱的一家人。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影响？！它意味着我们从小就没有一颗“分别“的心。这意味着我们内心的柔软度和爱的广博度，要大很多很多。我感谢布尔津大地，感谢哈萨克老乡们，是他们给予我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情感。若善美本性丢弃，生而为人的快乐将无处寻觅。文学最终的使命是要我们懂得追求并坚守高贵和快乐。
桫椤：这也是你的作品中一个隐含的价值，关注不同族群之间文化的差异和融合。前几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怕慕克、莱辛、奈保尔等，很多人都有跨文化生活的经历，正是多样性保证了人类文明的丰富多彩。你怎样看待你的“异乡人”身份？
张好好：我既不是布尔津的异乡人，也不是那十年北京的异乡人，亦不是今日武汉的异乡人。我走到哪里就能够听见大地善良的心跳声和旋转舞蹈的节拍声。我走到哪里，看见庇寒士的屋顶让我不受冷挨饿，我便感谢这片土地——我必然到来的此地。我怎么能是异乡人呢？我爱命运安排的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地方。命运说，坐下来，写吧。此地。此在。
桫椤：你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和人生经验，因而你的创作绝大多数是回忆性书写，这也导致你的创作离当下的生活现场较远。你是不屑于像余华《第七天》那样将社会事件直接运用为小说的素材吗？谈谈你的看法。
张好好：当下的生活现场？其实无论是逝去的还是当下的，我们应该看重的不是时间的刻度问题，而是什么是有经典光芒的。无论是追忆，还是把握当下，经典的光芒闪现，就用文字留下它们吧。这样的它们必将生命力强大。将社会事件运用到小说中，我没有不屑于或者屑于的态度。我只看重我生命的弦是否被他拨动。若拨动，我就坐下来写。但我也许会用非虚构方式来写作，而不是一定要用小说的形式。赛珍珠的《大地》里就散逸着非虚构独有的切切之心，和客观性。非虚构令我更真诚。真诚是文学写作的重要美德和前提。
桫椤：你是一个爱猫的人，我在你的随笔和小说中多次看到猫的出现。在《布尔津光谱》中，猫被作为一个人物的化身，但同时又具有猫的习性。猫这个形象直接改变了小说的叙事高度，让很本份的现实主义变得有了魔幻的味道。你把这种虚幻与实在结合起来，没有什么顾虑吗？引入猫的形象肯定不是偶发事件，说说你的初衷。
张好好：《布尔津光谱》中的大灰猫完全真实地存在过。《布尔津光谱》中最小早夭的男孩也完全真实地存在过。在我的心里，它们比真实还真实。我没有使用什么刻意的技巧去达致小说“魔幻化”。所以我觉得生活比文学本身更魔幻。我只是把故事原型中魔幻的线索和巧合找到了，并忠实地表达出来，而已。猫是我的生命长河里不离不弃陪伴我左右的小动物。从小就养猫爱猫。养护小动物有利于人类心性的正气的培养。可是有多少人类懂得这个道理呢？这个世界我很爱，但是人类的世界确实是令人失望的。猫的独立、率真、勇敢、信赖善良，这些品质，在我的文字里如一道艳丽的阳光，照亮了多少悲苦失意。早夭的小男孩的灵魂因为有大灰猫成为好朋友，是一件多么值得慰藉的事情啊。光谱里的温暖，来自可爱的小生灵。光谱里的人物的温暖，来自他们清灵没有贪婪的欲望。贺绍俊先生说，《布尔津光谱》是中国亡灵小说中最干净最美的一个。他的话至今令我温暖。
桫椤：我说了好几次“温暖”，这样重复不是刻意突出，而是你的作品中与生俱来的底色。你曾经有一本随笔集出版，名字叫做《最是暖老温贫》，单凭这一个题目，就看到你面对生活时的悲悯。你还曾经是一个诗人，也有诗集出版。就我所了解的，写诗的人可以写小说，但是写小说的人要想写诗很难了，因为两种文体的创作基本是在两条路上跑车。也许正因为你能写诗，所以你的小说中才充满诗意。作为一个“三栖明星”，你怎样理解这三种体裁之间的关系？
张好好：我的血液和灵魂的气质太敏感，太多愁，有时又欢喜充盈。这大约就是诗人能够成为诗人的异于常人的地方吧。然而我还有另一面，我的非常冷静和现实的一面。它甚至是一种带有预言性质的冷静。所以我能在今日的酒歌里看见了明日的悲伤，在今日的悲伤中看见明日的圆满。于是，桫椤你说我的小说有时在编造一个巨大的谎言。这不是谎言，是预见。这样就准确了。但是我也有很安静的时候，这时候最合宜写散文。点点滴滴，用我特有的柔情写下来。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对写作没有规划没有雄心勃勃爬上某巅峰的斗士的姿态。所以小说诗歌散文，当我开始写，它是什么，就随它去好了。我不是一个文学道路上的斗士，但是我是反抗灰暗人类的斗士。我希望他们没有“分别”心，去爱天下的生灵吧。不要身陷嘴和心的欲望，饕餮美好的事物。什么叫无用什么叫有用？并不是什么都是用来吃的。在这一点上，我要做永远的斗士。
桫椤：“反抗灰暗人类的斗士”，令我再一次看到你与现实的不苟同、不屈从，甚至也不并行。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现实价值的反对者”，当然我所说的“价值”指的是那些庸俗的、已经固化为人类顽疾的东西。但是我在日常的阅读中看到了太多的“媚俗”——说“媚俗”其实都是一种表扬了，有些写作根本就是对庸常的“投降”。你说“不是一个文学道路上的斗士”，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恰恰应当要“反抗灰暗的人类”。毫无疑问，做自己是艰难的，但是趋利避害又是人的本能，你还说你“不投机不跟风”，但是你当真没有过面对流俗时退缩的想法吗，比如太艰难的时候？
张好好：我最艰难的时候正是我文学起步的时候。为了生存下去，且不远离文学的气场，我选择了做图书编辑，并考取了出版中级资格证书。这对于我是顶顶骄傲的一件事。文学是云上的日子，出版工作是我用双手和汗水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当现实环境不是那么残酷的时候，我当然不用投机和跟风。当现实环境确实很残酷的时候，我的性格使然，我无法去写不是心灵源泉里涌现出的东西。一开始，寂寞是苦的，是令人不安的，十年后，寂寞是禅意盎然的一朵花。我很高兴，十四年后转身看去，也曾哭天抹泪霜满身的我，毕竟遇见了好的命运、对的人、勇敢的自己。
桫椤：不同的文体只不过是“爱天下生灵”的方式，这样的说法已经足够调和文体差异了。再回到小说，中国现代小说一直延续的是西方的传统，反倒是通俗小说更有中国传统古典小说的影子。当中国小说讲故事的时候，西方小说开始进行消解故事的实验；而当我们开始尝试消解故事时，西方小说似乎又有一种回归传统的趋势，看来我们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我们或许就缺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恒久坚持。《布尔津光谱》中的故事性也不那么强烈，作品没有建立在一个完整的、能够强烈吸引人的故事上，怎么看待故事与小说的关系？
张好好：有外国文学批评家说，中国的小说里更多的是故事，而非文学。三个关键词，小说，故事，文学。我不是自负地说我虽然没有强烈的故事，但是我有文学。我是想说，诸君下笔万言，请有所追求。追求什么呢？人类精神的高贵，婉约。小说里一定要一个故事。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看见了一部作品中的故事，那么机巧可爱地如猫蹲踞，可是有的人看不见。那么，我们一定要为这大部分的只能看见“堂堂故事”的人去写故事吗？不！於可训先生在评价我的《布尔津光谱》时说到，中国二十年的故事梦魇时代该结束了。
桫椤：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坏”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假”的泛滥。“假”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小说或者诗歌，没有任何关于他的年龄民族、生活背景、成长历程甚至家庭和职业的元素，就那样在文章中编故事、编段子、凑字数，那样的伪写作、伪抒情..各种的伪令人沮丧，写作者完全用戴着假面具的方式与读者见面。但是“雪里埋不住秘密”，总有雪化的那一天。在你的作品中，我看到了难得的真，希望你一直“真”下去，这也是你应该自负的文学责任。作家如果还算是一种职业的话，作品就是它的“王道”。你近期有什么可以“剧透”一下的创作计划吗？
张好好：去年年中，到今天，大半年的时光里，我除了完成了几个中篇和短篇和大组的诗歌之外，持之以恒所做的一件事，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目前已完成八万字，书名叫《那么古老那么美——上古时候人们这样说话》。我打算写到十万字。在古诗中，人类精神的高贵，言语的高贵，都彰显着，保留着，我返身进入，无比荣幸于与他们团团坐在一起对语。所以不要急于做故事精彩的小说，我们不能丢弃的是一颗单个人的高贵的心。（完）
（原文刊于《南风》杂志2015年3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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