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艺的第一位小提琴学生，便是聂耳。那是1931年4月，聂耳考进明月社，因为他过去曾自学过小提琴，所以，按照黎锦晖一贯的做法——老生带新生，于是安排他跟着王人艺继续学习。王人艺与聂耳同年，论生日还小了七个月，所以聂耳称王人艺为“小老师”。

聂耳与王人艺的交往，可以分成两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1年4月到1931年8月底，此时他们的关系是师生加同事。刚刚加入明月社的聂耳，还不认识五线谱，过去的自学，也只是对着简谱自己在提琴上找到个调子而已，对于指法、弓法更是一无所知，现在有了人指导，对于练琴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王人艺回忆说：“我看到聂耳拉琴的劲头，比我刚开始的时候还要足。他也是限定自己要练足八小时，从不间断。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一起，人多，没有地方练琴，他就找了一个门边三、四尺宽的地方，还说‘这是我的门角落学校’。有一次我发现他有病，热度很高，硬拉他去看医生。回来又劝他休息，可他还是把闹钟校准，到时候就爬起拉上课去了。”

6月以后，王人艺患肺病独自搬去新民邨大哥处养病，但依然每周会去歌舞班所在的长沙客栈给聂耳上课，布置作业。对于聂耳而言，在王人艺的指导下，实现了从业余自学到准专业学习之间的过渡。在以下聂耳的日记的节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深厚感情：

7月9日：小老师来了，照常的授了功课。大雨继续的下，我也不断地拉着琴。昨天一天没有拉，今天应该多拉一点。

8月21日：金焰要王人艺拉那个《梦幻》，我也觉很不错。今天我才知道他是从小Violin拉起的，我听了会害怕，到底我们这些并不算什么。

8月27日：我的小老师突然要上北平去。这消息本来在前两天就传出来，但我一点也不留意，总以为是空气，说说罢了；今天他向余师傅催洗的衣服，买东西……处处给我觉得他真的是要离开此地了。唉！我的小老师，我真有些难过。

我和他到锦晖处辞行，和他收拾好行装，送他到火车站。我真有些舍不得他，在我的学习上，就是在感情上说，虽然没有很深的历史，但我们俩算是一对同年龄、同道路、同是拉Violin的良友，自从我加入这里以后。

他在临走前还拉了一段基本练习和《Souvenir》，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啊！还有他在昨晚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他自己把乐谱拿来和我画了《Humoreske》和《Souvenir》的指法。我谢他，我现在才知道谢他。

他在熨衣服，我弹了一个《送别》，几乎流泪；笳[1]说我要哭，真的，我实在是不敢哭。

第二阶段是1932年1月－1932年8月，人艺从北京回来之后，这段时间是他与聂耳朝夕相处的日子。此时的“明月社”已更名为联华歌舞班，由黎锦晖担任主任，下设艺术组，由其弟作曲家黎锦光负责；音乐组则由王人艺负责。所以，每日的乐队排练，都由人艺牵头，歌舞班排练的乐曲王人艺对于乐队队员们做出指导，一·二八事变之后，联华歌舞班解散，拿着遣散费的团员们自发又组成了“明月歌舞剧社”，这段时期的聂耳日记，几乎每天都有和人艺相关的内容，

七月，由于聂耳用黑天使笔名发表《中国歌舞短论》，批评联华歌舞班，造成与许多社员的对立，8月7日，聂耳离开联华，乘船去天津再转北京，至此，两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再度分别。临行前，王人艺把自己在北京的老师托诺夫的地址告诉了聂耳，他知道，对于聂耳而言，现在已经是离不开小提琴了。

    转眼间，王人艺先生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去年，以潘寅林等学生牵头，由王人艺先生执教过的二十几位学生，组成了一支室内乐队，上演了一场纪念音乐会，为的是，纪念恩师，弘扬他的优良师德。在新世纪里，让我们在怀念这些为了中国音乐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先生们的同时，把他们经历的点点滴滴，串成一条清晰的线索，希望本文的发表也是一种抛砖引玉，能够有更多的人提供出更详尽的历史故事，让后人们铭记那些不该遗忘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