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危机与公共服务投入不足

                           鲁宁

近段时间，国内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迭出，公共安全危机在不同行业频频发生。

胶济铁路火车脱轨相撞事故夺走70多条人命；阜阳EV71病毒流行遭致的儿童手足口病，在近2个月时间内得不到有效控制，终于酿成波及十多个省区的疫情；上海闹市区842路公交车行驶中爆燃，造成3死5重伤，在接下来的2天中，又相继发生135路和937路公交车分别出现“漏油”和“冒烟”事件，弄得市民人心惶惶，坊间流言四起，以及警方解释含混不清；还有大连两架客机险些相撞，另有一架执行北京至深圳航班的客机在万米高空突然失压，差点酿成累及上百位乘客的特大空难......

公共安全事故此起彼伏，舆论对铁路、民航、卫生、公交等公共服务行业及背后的行政监管机构不依不饶，就此展开的新闻评论和网络“公民表达”，纷纷从管理松懈、制度缺失、监管失察、指挥失误、信息封锁、法治失范及行政问责等环节予以声讨、拷问、抨击和谴责。上述问题确属国内公共服务行业的突出问题，而且每一类都属存在半个世纪并在近些年里呈加快恶化态势的老大难问题。每当公共服务部门酿出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舆论少不了从上述环节予以穷追猛打一阵。可是批归批，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隐忧仍持续积累，矛盾愈益突出，整个情势犹如一道四处渗水和管涌的大堤，令监管当局顾此失彼......

这说明，当社会在检视公共服务行业安全危机的一系列成因时，仍忽视了更为根本的原因----笔者称之为基础性原因。

愚以为这个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财政对公共服务的投入长期不足。这种不足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形成机理还各不相同：计划经济时期，集中反映为重建设投入而轻维护保养投入，其形成机理在于政府财力有限，不得已牺牲公共服务而集中财力搞建设，而计划经济的低效高耗又注定了大量政府工程的产出低效率，致使政府“光养鸡不下蛋”，财力递增缓慢而无钱提供公共服务；市场经济时期，虽说财力不断递增甚至超常规递增，但本该由政府埋单的许多公共服务在市场化改革的名头下，纷纷推给了市场，“泛市场化”情结泛滥成灾，其形成机理在于政府理念偏差，若作深层次追溯在于经改、社改、政改（政府职能转型）不配套。

举一例：本次胶济线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于临时线路而非主线上，直接原因是列车超速行驶，背后的深因则与临时线安全等级不达标所致，不达标则与该线路投资额度缺口太大有关。众所周知，铁路客运在我国属典型的公共服务用品，投资缺口为客运安全埋下了最大隐患。再举一例：EV71病毒被人类发现及可防控已达40余年，其杀伤力远不及2003年的沙斯那般可怕，疫情之所以在国内大面积爆发，尤其作为初始“疫源”的阜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市、省直至中央多级卫生防疫机构都难以确诊病因，不能不说与政府对公共防疫设施、队伍、技诊手段等投入的不足大有干系。还譬如，上海842路公交车爆燃后，人们突然意识到公交车内配置灭火器和专门用来敲击车窗玻璃的“救命锤”严重不足，为何会不足？前者直接反映为投入不足；后者看似是乘客“顺手牵羊”所致，但根本因素仍反映为投入不足----因为乘客素质是个“常量”，短期内不可能改变，“救命锤”却是个“变量”，必须随偷随补。

倘若增加公共服务投入而不同时强化行政问责等一揽子监管举措，投入效果会减损一半甚至更多，也即人们常说的事半功倍。但反过来，光注重强化一揽子监管举措（且不论多半停留于口号层面）而忽视大幅增加公共服务投入，事情会变得更遭，譬如今天的公共安全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