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疫情危机”见证信息公开之艰难

                          鲁宁                   

安徽阜阳感染（作用）于肠道的EV71病毒疫情始发于3月上旬，直到最终酿成2003年沙斯之后又一起重特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新华社才于4月27日向全国发布首条消息。

从现有信源判断，EV71病毒疫情也许属于“天灾”，可在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如此重特大公共卫生安全信息的层层瞒报却属沙斯之后最严重的信息屏蔽事件。

请看：3月上旬，阜阳市医院收治多例儿童发热病症；3月27日-29日连续出现5例患病儿童死亡；3月31日阜阳市适才将疫情上报省卫生厅；4月13日卫生部专家才姗姗抵达阜阳调查；4月15日当地政府才首次在本地媒体公开疫情；4月23日确诊为EV71肠道病毒感染；4月25日当地媒体首次报道疫情确诊情况；4月26日卫生部长陈竺总算赶至阜阳；4月27日新华社才公开发布消息......

这中间的各道环节，究竟都发生过、隐瞒过什么，人们凭社会经验就可做足够的想像。笔者只强调其中一点：新华社在皖设有分社，其在第一时间肯定获知了相关信源，且在公开发布信息前一定先期以内参形式作了上呈，至于何时公开发布疫情，新华社自身恐难作主。

隐瞒EV71病毒疫情，对人民对国家都属重大犯罪嫌疑（依据沙斯后公布的《传染病防治法》修正案）；对党和政府的社会形象，系又一次深深的戳害，令人扼腕痛惜。

如当年沙斯疫情初起持续的瞒报相似，本此EV71病毒疫情长达一个半月的屏蔽，全国人民尤其是疫情流行地民众知情权被剥夺事小，宝贵的控制疫情蔓延的时机被白白错失事大。由此支付的惨痛代价是，截止到4月28日21时，经确诊被感染的病人（以儿童为主）1199例，死亡20例。

行文至此，还须再多说几句：第一、1199名被感染病人和20名不幸死亡病人这两个数字，有否作过缩水处理？根据当地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生态，人们有理由提出新的质疑；第二、发生后果如此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要是放在国外，地方官员和各级卫生主管机构的负责官员，必须在第一时间引咎辞职向国民谢罪。

笔者之所以首先提出阜阳当地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两种文化生态，在于阜阳自出现王怀忠、肖作新等一批前赴后继的大贪官以来的这些年，重特大丑闻接连不断，譬如，仅重特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就相继有大面积发生的假疫苗危害事件，毒奶粉致儿童大头娃事件。阜阳、阜阳，又是阜阳！这难道还不足以让人们从“地方生态”的角度就此作出深层次的质疑？！

多年做记者的从业经历----笔者多次采访过疫情报道，几乎每一次，写就的稿件，总是在第一时间就被有关机构的“圣旨”甚至电话所封杀，许多时候，常常是笔者还未回到单位写稿，封杀令已提前下达。坦率言，笔者并未经历过诸如沙斯或EV71病毒这样的重特大疫情的报道，笔者所碰到的疫情无非是些地域性中小强度的类诸如鸡瘟、“2号病”、痢疾之类的疫情，地方当局和相关部门尚且如此神经过敏，遑论类似EV71病毒流行这般重特大疫情之公布----能封杀尽量封杀也就见怪不怪了。

曾经，伴随张文康、孟学农被撤职，社会舆论一度欢呼这是中国由信息屏蔽走向信息公开的标志性事件。还记得当时笔者就在报上撰文，既肯定它的标志意义，亦提醒社会各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围绕信息公开和屏蔽的较量将长期存在。正好，本次EV71病毒疫情再次失控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尽管如此，笔者仍要肯定沙斯之后，国家在信息公开变革中的种种建树。仅法制建设方面，国家层面的《信息公开条例》已颁布施行；《传染病防止法》修正案单列了疫情必须及时上报的法条；《突发事件应对法》则对新闻报道作了有限的“网开一面”等等。以此观照本次处置EV71病毒疫情所暴露的有法不依，既属不可理喻，却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人们尤须认知，从法制走向法治，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里，都系一个历史进程。进程之快慢----为此支付代价大与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文化及更上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更新的快慢。EV71事件再次提醒善良的人们，在当下的中国，法治文化的孕育尚缺乏相应的沃土。笔者并不为此感到气馁，相信社会也不会因此而气馁。相反，它恰恰说明人们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让我们为争取知情权的逐步落实，继续从各环节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