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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从2月17日起关注新春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刊发了《广州节后招工起薪点1160元,平均起薪点增13%》的首篇报道。无独有偶,央视午间新闻30分节目,亦从18日开始连续聚焦外来民工找工作话题。在笔者供职的报社,编辑部则从节后上班的首日起,持续关注来沪外来民工找工作面临的新变数......
从面上看,无论广州抑或上海,珠三角抑或长三角,今春用工企业开出的起点薪酬普遍高于去年同期,譬如广州平均起薪点增13%,上海也在10%左右。杭州、绍兴、苏州、南通等城市,起薪点增幅也不相上下。就事论事,用工起薪点提升对能找到饭碗的外来民工而言是有利的。
然而,尽管各地用工起点薪酬提幅可观,但在一些特定的行业里,许多中小企业依然面临招工越来越难,甚至招不到足额外来民工的尴尬。譬如在上海及长三角许多城市,纺织、服装、小五金等行业招工难现象普遍加剧,广州及珠三角的制鞋等产业的招工也越来越难。相对而言,服务行业的招工现状较为乐观,一来这个行业用工以女性外来民工为主,二来该行业受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影响较小些。
倘若继续扩大观察视野,在沿海省份及经济外向度较高地区,不只出现用工荒加剧,还同时伴随着成批出工加工型中小企业或关闭或内迁。而且,这种态势在春节前就已十分明显,譬如珠三角的制鞋企业、长三角的纺织企业,山东半岛的韩资企业等等。
有观察人士在媒体撰文分析,当下不少地区呈现的新一轮用工荒与今春的坏天气有关,假如问题的成因主要由此而生,那倒简单了,只须各地灾后重建逐步到位,工业用电全面恢复,用工荒亦可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可在笔者眼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情势很不容乐观。
第一、倘若以往的用工荒主要因薪酬及劳动保障待遇过低所致,那么今春的用工荒则须置于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的背景下予以考量。以长三角纺企为例,正常的出口利润也就3%上下,因国际市场纺织品供大于求的格局没变,人民币持续升值,以美元结算的外贸利润空间几乎被挤光,外加去年以来纺织品出口退税只减不增,导致成批中小纺企被逼进了难以为继的“死胡同”......
第二、新劳动法规的施行相应抬高了企业用工成本。笔者的同事与沪上企业的法律顾问深入交流后获悉,相对于新劳动法规,至少有五笔以往没计入成本的用工开支从今年起计入了成本,且这些新增用工成本项项都是刚性的,企业想玩“短斤缺两”,违法成本很高。如是,对大批以量取胜,以价格战维持市场销售的中小企业,无疑陷入了雪上加霜的境地。
第三、若想缓解人民币升值与用工成本刚性增加“双碰头”所导致的用工荒,光提升外来民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对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适用。以广州为例,今春用工薪酬的平均起点虽已上调至1160元,但纺织、制鞋等行业的平均起点薪酬仍只有960元。是这些行业内企业拒绝提升用工薪酬乎?人们不能笼统判断之。受制于“双碰头”,人们还须考虑这些行业内企业是否有继续提升薪酬的支付能力?
外来民工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在中国持续显现,客观上大大降低了中国社会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成本。但针对今春长三角、珠三角乃至更大范围出现的劳动用工新变数,政府必须在政策层面作出快速应对,否则,流动人口有活干是外来民工,没活干则会沦为“流民”,若“流民”数量可观,对社会稳定的危害不言而喻。
作为政府干预,一是政策层面引导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只是,这虽说是味治本药,无奈不能救急;二是务必果断推出两项“政策急就章”:重新阶段性调高部分行业中小企业出口退税比例以救急;适当调底部分行业进口原料之进口关税,刺激部分中小企业利用人民币升值“低价”进口生产原料以降低生产成本,所节省的原料成本则用于提升用工成本的“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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