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12月5日《广州日报》专栏文章

至12月3日，发生于上月27日的贵州兴仁县长灭门案已经告破。

此案从发生到告破，一直受到舆论广为关注。观国内众媒体对此案的报道，以我的目力所及，《广州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做得较为客观和详实。

如我在《兴仁惨案有感：商人莫做官》一文中所预料，此案最终的确被定性为“抢劫杀人”。贵州警方为此召开的简短新闻发布会披露，犯罪嫌疑人曹某“已供认全部犯罪事实”。

此案一经披露，即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猜疑：是仇杀，是“官杀”，是报复凶杀，还是相对单纯的谋财害命？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此案还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对文建刚在世时所作所为的议论，集中到一点，就是文县长是个“好官”还是“坏官”？

讲情理，无论置于何种情形下，譬如哪怕日后有事实证明文建刚为官“不咋地”，文本人及家人被杀之惨烈，都是值得同情和悲悯的。正常形态下，同情和悲悯之心，是维系社会正常运作必不可少的情感、文化、价值的要素之一。

此案告破后，不仅“好”与“坏”之争议未见消停，甚至对警方的破案结论也产生了同样广泛的质疑，其中又以疑犯老母“坚信其儿子是受人唆使才犯下大罪”的说法，以及文家亲属质疑“抢劫杀人”的案件定性最为典型。

警方的尴尬在情理之中，警方发布破案捷报却简略了对案情的必要介绍。
警方“简化”此案关键信息发布的做法，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此案即便只属偶然发生的抢劫杀人，警方及地方当局也无法回避人们将此案与当地“黑色经济”结构下的政经生态作种种联想。“简化”似乎为了减少联想，但恰恰因为如此，反倒为人们对此案的可能背景提供了更大的猜想空间。

多角度多范围的质疑，本质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心态。以网络作为传播工具，这种社会心态通过所谓的“网络语言暴力”，借助此案得到了一次难以遏制的集中宣泄。 譬如，最极端的网络跟贴，将制造如此恶性刑案的疑犯标榜为“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

坦言之，此案背后所集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是一部分民众偏激的“仇官”心态。它对普遍的社会认同、阶层互融乃至社会和谐，所具有的杀伤力比“仇富”的心态更具危害性。

人们不妨作个回顾性检视，这些年里，人们每闻有官员非正常死亡，网络跟贴立即会将此种偏激的心态加以发挥，并将人们潜意识中的“仇官”心态加以激活。于是，一次次的“非正常死亡”，不仅使“仇官”的心态一回回爆发，继而在更大的范围和层面发酵这种偏激的心态。以至于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将官员置于舆论的对立面……

“仇官”心态的危害性自不待言，问题是酿成这种偏激心态的本质原因不在于民众本身，而在于社会失公的“滑铁卢”，其面上的表现则集中于财富与权力的联姻。人们已看到，决策层已将社会心态的矫正置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揽子计划内。当下及今后一个阶段的当务之急是，在制度构建层面采取更多实质性的“纠偏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