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限制仅仅是暂时

2013-05-14 12:42:09     作者： 本刊记者 张学英 滕靖南

朱永新，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从2008年开始关注异地高考问题，曾在多个公开场合为异地高考建言献策。在本次两会上，朱永新代表民进中央做大会发言时专门提出“建立国家教育资源信息平台”，呼吁应对随迁子女的人数、就学状况等做全面摸底调查，在科学数据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放开异地高考政策的限制。

各地“异地高考方案”出台的新闻一度引发诸多讨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异地高考”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外地人口流入最多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虽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要求，全国各地已于2012年12月31日前出台了异地高考具体办法，但其具体方针却并未让家有高考儿女的父母们满意。

今日中国：相对于每年有数百万考生参加的高考来说，异地高考问题只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但它为何引发全国热议？

朱永新：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不断增加以及众多随迁人员所带来的其留守子女和流动人口的教育问题。我们向来倡导“公正、平等”，却在最应该值得体现公正公平的教育领域“食言”了。我们倡导素质教育，最后却终因一纸“规定”把莘莘学子挡在了大学的门外，甚至没有给他们一个能进入这扇门的机会。

早在2008年，国务院就已经发文要求各地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的原则，妥善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这表明，让流动人口的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中央的政策是明确的。但由于中国高考实行分省录取按户籍报考的基本制度，非户籍人口的随迁子女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的升学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如果不允许他们在当地参加高考，那么，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回户籍所在地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即便当地允许他们中考借考，但由于高中课程不同各地高考试卷不同(中国有16个省市实行分省命题)，加之有省市要求“户籍+学籍”双证报名，要在户籍所在地高考，就得在户籍所在地接受高中教育。

四川民工子弟千里返乡战高考

这种制度安排，人为地造成家庭分离，一些在城市务工的人员，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造成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留守少年现象，既给这些家庭的工作生活带来不便，也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尤其是孩子，面对社会强加到他们身上的地域歧视，很可能形成对城市和社会的仇视情绪。

所以异地高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是和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是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在教育层面的并发症。

“异地高考”问题已不再是小群体问题，中国近几年对高考改革和“异地高考”的呼声也很高，但是改革的过程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它的改革也必将牵动着社会的一系列变革。

今日中国：各省都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先后出台破解异地高考症结的政策措施，但似乎北京、上海、广东的政策引发了大量的不满和争议，为何北、上、广成为难点？

朱永新：除了西藏自治区外，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出台解决异地高考的政策措施，目前看上海、北京、广东的政策争议最大。

首先，这3个省市是外来人口相对比较聚集的地区，流入人口多。像广东是全国外来务工的第一大省，我看到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广东有339万外来务工子女（含省内外来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读书，占全国1/3，这一数据表明，在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上，广东是全国形势最严峻、问题最突出的省份之一。

其次，这3个省市也是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地区。实质上，引发对异地高考政策不满的关键是对名校入学机会的竞争。由于名校在北京、上海等地数量多，而且招生政策也对本地有倾斜，录取比例远远超过其他省市，因而在当地就读考入名校的概率也远高于其他省市，本来在北京、上海读书的孩子却要回原籍考试或录取就显现出不公平。

今日中国：您怎么评价北、上、广已经出台的政策？

朱永新：北京的过渡方案中，只允许非北京户籍考生参加高职考试，同意提供高考的考试场所，但实际录取还得回原籍，仔细评估这些政策后，就会发现缺乏实质意义。如果随迁子女的父母长期在北京纳税，他们就应该享受作为北京市民的公平待遇，否则就是违反教育公平的准则。

考场外等待考生的家长

而上海的政策则不仅仅是不平等还带有歧视，因为主要受惠群体更多是高端人才的子女，而普通务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的子女，仍被排斥在外，剥夺了平等参加高考并获得录取的机会。在国外，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告政府的。

但是现阶段不设门槛地完全放开也不可能，需要循序渐进。原因有二，其一，北上广所拥有的教育资源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所有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第二，有可能形成高考移民，会导致流入地城市不堪重负，而且也会制造本地户籍者和外地户籍人员间的矛盾冲突。

今日中国：怎样的政策设计才能体现公平，您是否有具体的建议？

朱永新：我个人觉得应该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到这座城市工作的时间和随迁子女入学就读的时间作为衡量指标，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考虑父母先到这座城市工作或先入学的学生，这样才符合公平的原则。美国一些城市学生就读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谁先到这个学区。

今日中国：教育部鼓励各省出台“自己的高考方案”，意味着教育部将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决定权下放到地方，您怎么看这一举措？

朱永新：教育部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决心很大，但我认为下放权利应该建立在宏观制度建设的基础上。这种制度建设，包括对随迁子女的数量、就学情况等等进行摸底性调查。

今年两会时，我代表民进中央做大会发言专门提出“建立国家教育资源信息平台”，教师人数、学校分布都要纳入信息平台，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电子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将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纳入这个系统，同时对电子学籍进行实时更新和管理，并与全国电子户籍管理系统联网互通，从而为中央教育经费划拨、地方教育资源配置、高考招生比例分配等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

此外，高考制度本身也需要变革，比如改变由全国命题或者地方命题的方式，而改由专业机构直接命题，学校自主录取，考生自主选择学校，即很多学者提到的双向自主招生，这样就可以解决异地高考的难题。当然考虑到中国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各高校应当向老少边穷地区实行招生倾斜政策。

今日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被视为异地高考难解的症结所在，您在之前也提到北上广优质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引发对异地高考政策不满的关键，如何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您有何建议？

朱永新：要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的现象现阶段是非常难的。举例来说，上海中学的生均公用经费与江西相差近10倍，而上海小学的生均公用费用是贵州的7倍。短期内，上海与贵州、江西的教育资源达到均衡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政府应当关注这一问题，在划拨教育经费的时候适当对江西、贵州给予倾斜，尽量缩小差距。不仅仅是区域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就在一座城市内部，教育资源的分布也并不均衡，像城市内部的重点与非重点中学就存在差距。

我认为将来的大学应该分4个层次：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市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国立大学应该以选拔国家最优秀的人才为标准，适当考虑区域人口分布，适当对老少边穷招生政策倾斜；省立大学在招生上适当照顾本省区域内的学生；市立大学则对本市学生适当地照顾。相对于民办大学来说，以上3种类型的大学是解决大众基本教育权利，是大众教育的主力，民办大学则应当创办精英式教育，就像美国很多一流大学多是私立大学。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中国高校发展多样化——包括学术标准多样化，经费来源多样化和教育的多样化，也只有这样才可以适应市场对各类型、各层次人才的需要，学校才能真正有选择性地招生，而学生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大学就读，到那时候，异地高考也将不再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