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卧包厢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一个小公务员，一个粮贩子。

    每次乘坐这种包厢，都令我想起大仲马和托尔斯泰小说中十九世纪欧洲贵族使用的弹簧马车：几匹毛色油亮的高头大马，一个高高在上神采奕奕的马夫，镶着金色装饰通体油漆锃亮的车箱，门窗的玻璃擦得干干净净，里面总是挂着一个丝帘，挡住了一双蓝色的眼睛。在那条丝帘后面，在包着丝绒衬底的车厢里，乘坐的往往是浪漫的爱情故事，偶尔也会挤进两个阴谋的过客。

    很显然，在我和这个年近五十的商人之间，不会有阴谋，因为我的兜里没钱，而他又不是我的领导。至于爱情，李银河知道这种可能性约等于零。但是既然有人就一定有故事。恰巧，他是一个既有故事又十分会讲故事的人。

    一段简历，再插入十几个鲜活的故事，就使他的致富史异常丰富起来。农民的孩子，当过兵，退伍后骑自行车做过小生意，安置到政府部门给领导当司机，期间实现了其私营产业的第一次升级，九十年代政府机构改革，跳入商海倒粮贩米，渐成气候，为富一方。

    回首往事，他有些感慨：“那时候钱太好挣了，一天一万多！天天晚上歌舞餐，钱都糟蹋在女人身上了！”

    钱多了也不一定好办事，“去年春节前有一个小子想赖我帐。我托了朋友，派去几个小兄弟才把事情办妥。现在我遇事就找黑社会。”

    “这两年钱不好挣了。今年我跑了关系，搞个国家项目，谈好钱到户各分一半。”知天命的年龄已经教他学会了稳妥。

    第二天中午，他下车了。我拿出《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在突然静寂的空间里为自己找到一个同伴。翻到85页，《在流放地》，“这是一台独特的机器……”读着读着，我身上感到一丝冷意。这种感觉曾在读余华的《现实一种》时出现过。余华说他的写作深受卡夫卡的影响。看来他们两人找到了一个相同的视角，并依此观察、发现、认识人类和社会，然后用相似的方式表达了各自的感受。当卡夫卡和余华用冷静的笔调叙述围绕在《在流放地》里那个刻画死亡艺术的军官和那个懵懂的被判决者，《现实一种》中自相残杀的兄弟身边的暴力、血腥和死亡时，他们只是还原了我们这个世界孤立和荒诞的本来面目。

    这就像我和那个粮贩子不期而遇在一个包厢里，操着彼此相通的语言，讲述了彼此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他有他的灯红酒绿和粘血的财富，我有我的朝九晚五和平庸的忙碌，我们毫无缘由的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又毫无缘由的分开；由我和他构成的这个聚散的点向外扩展到他的至亲和我的好友，他的黑帮兄弟和我的单位同事，以及再由他们出发向外扩展到更多的点，共同织成了一张遮盖了世界的网。人们就在这张网下面意外地相遇又悄无声息地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