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生活：诗歌最深厚的根基和血脉

石之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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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麦子，一定要把你种到麦田里去，才能生根发芽，不要在巴黎人行道上枯死。

                                                                                                                              ——梵高

    我喜欢读现代诗，尤其喜欢读一些根植于民众生活的好诗。有时候自己也试着写上几首诗歌，但总觉得其中缺少什么。缺少什么？读了一些好诗，渐渐地也就有了一些感悟。

    世界名曲《如歌的行板》，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这首曲子，源于他偶然听到的一个泥水匠哼唱的小亚细亚民谣。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在第一次听到这首乐曲时，流着眼泪感慨道：“我接触到了苦难人民的心灵深处。”包括《如歌的行板》在内的许多名曲之所以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深深地扎根于民众生活的土壤，传达了劳动人民的心声，饱含着对劳动人民真挚的情感。

    音乐如此，诗歌亦如此。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很多篇章，就是由普通民众创作，真实记录了人民春耕秋获的生产生活和朴实无华的热烈情感。无论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思乡情怀，还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誓言，都是从劳动者生产生活中产生的艺术精品。梁启超先生评价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19世纪前期法国人比奥的专论《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

    因此，诗人们进行诗歌创作，也应该自觉做到源于民众、为了民众、属于民众。

    的确，诗歌最深厚的根基和血脉是民众生活，同时诗歌也应该属于民众。诗人白居易以“不务文字奇,但歌生民病”为己任，他深知诗歌是属于民众的，因此每写完一首诗，都要先读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著名画家吴冠中认为他的画不是个人遗产，他的艺术应该属于人民，他希望他的画为广大人民所拥有和欣赏，因此他将他满意的200多幅作品大多捐赠给了美术馆。确实，包括诗歌在内，最有价值的文化果实并不是束之高阁孤芳自赏的东西，而是具有广泛传播力、最终能留在人民心里的共同财富。

    毋庸置否，中国现代诗人们才华横溢且笔耕高产。但是，真正能触及民众心灵深处的好作品不多。从文化产品的视角来看，诗歌的基本功能也应该是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有的现代大诗人创作的作品，“硬知识”堆积的痕迹太重。那种表演式的晦涩文字，不仅普通民众不喜欢读，就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大多数也是“食之无味”。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不要诗歌独特的艺术性，我们推崇的是恰恰是那种为民众所喜爱的艺术性，是蓬勃“生长在麦田的麦子”，而不是“枯死在人行道上的麦子”。

    作为一个酷爱诗歌的普通读者，每每读到一些震撼心灵的现代诗歌时，我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比如海子的《麦地》，江一郎的《老了》，江非的《外祖父》，雷平阳的《昆明的阳光》、北野《正是一年中牛羊转场的时节》、屏子的《父亲，我们坐在餐桌前等你》，李成恩的《汴河，汴河》（组诗）等。

    已故诗人海子的少年时代根植于深厚而贫瘠的大地，因此他和这大地上的村庄及其村庄周围绵延的麦地血肉相通：“别人看见你 / 觉得你温暖 美丽 / 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 被你灼伤 / 我站在太阳 痛苦的芒上 / 麦地 / 神秘的质问者啊 /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 /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 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海子《麦地》）。

    诗人江一郎秉承优秀诗歌传统中对生活的态度，从日常生活和普通事物中发现诗意，并深入发掘情感的本源，同时以简约、朴实的语言表达方式，让诗具有了感人的力量：“老了，牙齿没有了  没牙的糟老头和没牙的老婆婆  让我们走吧，到乡下去 / 在有山有水的乡下，买块好地 / 种什么都行 / 什么都种不动了，让它荒着 / 草愿长多高就多高  花愿开多野就多野……”（江一郎《老了》）

    诗人江非的诗源于对普通生活的感受，对卑微、苦难的世俗人充满着悲悯与深切的关怀。他通过对现实生活带着血泪与痛彻的体验，为他的诗歌注入了震撼读者的力量：“有一年，我看见他在那儿搓草绳 / 从我的房顶上，看见他在那儿搓草绳 / 他坐在一捆秋天的稻草上，使劲 / 弯腰，把那些贫穷的稻草 / 搓在一起 /他的裤子都脏了 / 脸也脏了 / 一只手不停地搓在 / 另一只手上 / 一片落叶，不停地拍在他的背后 / 拍打着他的脸膛 / 世界辽阔的阴影，和世界巨大的时光……”（江非《外祖父》）。

    诗人雷平阳写诗总是逼近生活的细节，他的诗具有高原性、草根性、家乡性和亲情性等特点；他的诗大多写的是独特地域语境下的日常生活，从而唤起读者对世界的诗意的关注：“转弯抹角来到昆明家中，父亲开口 / 就说：“如果昭通的阳光有昆明的好 / 昭通也就是昆明了。”我有意把昆明的阳光 / 全献给父亲，让父亲像我一样 / 能够牢牢地抓住一份阳光 / 一眼就发现阳光很多的人 / 不仅仅我的父亲。那天，路过小西门 / 我看见两个四川民工，一男一女 / 头枕着两个蛇皮口袋，在人行道上 / 睡得很香。温暖他们的，好像也只有阳光 ……”（雷平阳《昆明的阳光》）
    诗人北野对边塞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他主张“诗人合一”、“灵魂与肉体合一”。他的源于边塞生活的诗
粗犷中蕴含细腻，让人们的心灵得到诗的沐浴：”正是一年中牛羊转场的时节 / 河水渐凉  雨雾迷茫 / 阴悒的空气中马的嘶鸣湿漉漉 / 越过了山冈 / 远方城市放学的一群孩子唧唧喳喳 /  拥到了红绿灯下  它们东张西望 / 就像一窝怕水的牛羊 / 停在了湍急的河边上……”（北野《正是一年中牛羊转场的时节》）。

     诗人屏子从不以不切实际的虚假情感来冒充诗歌的大气与贵族性，她的诗歌以其高贵的品质，在中国的语境中写出中国民众的生活现实，让人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 “父亲，我们坐在餐桌前等你/ 桌上的三只碗在等着你 / 天边，豁了口的月亮是第四只碗 / 父亲，我们在等你回家 / 将你从黑夜里分离出来 / 你只有眼睛里是白的 / 还有咧开嘴笑出的一口白牙 / 亲我们的时候脸上的煤渣比胡子还扎人 / 我们常常挣扎着挣脱你的怀抱……”（《屏子《父亲，我们坐在餐桌前等你》）

    80后诗人李成恩认为：“一个诗人来到人间，只有留下被历史认可的文本，才能被历史记住。”在她看来，“个体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一个人的文字演变成一代人的特征，太惊心动魄了。”她以“电影镜头语言诗人”特有的敏锐洞察和记录生活，其诗歌体现出浓厚的底层人文关怀色彩。她把与生活结合得如此巧妙，而又在灵魂深处展示得如此完美：“汴河，你的新娘如今老了 / 她18岁时在汴河里游泳，惊动两岸 / 汴河，你的新娘拖儿带女 / 命运的无常啊，一晃15年了 / 我回汴河，带着行囊，看到汴河的新娘 / 如今被生活所累，她的脸还是张曼玉一样漂亮 / 但老了，但积满了生活的泪痕……(李成恩《汴河，新娘》。

    ……

    民众的土地上长出的诗歌生机勃勃，无比灿烂。只有源于民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诗歌才有生命力；脱离民众，关在温室里无病呻吟，诗歌便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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