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缶而歌：乐乎悲乎？

（石之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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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开幕式上最宏大壮观、最震撼人心的场面，莫过于“击缶而歌”：2008名中国古代武士整齐列阵，动作挥洒奔放，高声呐喊，亦鼓亦舞，刹那间攫住了无数观众的眼球和心灵……

    然而，朱大可先生却在《国家叙事的语文瓶颈》一文中指出：“作为开幕式的第一乐章，2008名武士击缶而歌，向我们出示了一个典型的语义错误。自先秦以来，击缶之歌就是丧礼之乐，主要用于悲伤的葬礼，而不能出现于喜庆场合……”

    对百年奥运开幕式上恢宏一幕的迥然不同的诠释，让许多人陷入了困惑。

    “击缶而歌”乐乎悲乎?为此，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和肤浅的“文化人”，笔者也试图从三个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开幕式上“击缶而歌”的“缶”从形体上看来源于何处。

    从外形上看，开幕式上的“缶”与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基本相同（如下图）：

（开幕式上千人击打的高科技缶）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

   说到湖北曾侯乙墓，我们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这座“战国地下乐宫”。1978年夏天，湖北省武汉市西北约155公里的随县，发现了一座距今2400多年的战国早期大墓，出土文物超过15000件，创下了中国考古史上许多之最，令人叹为观止。墓里有精美绝伦的青铜礼器与用具，有巧夺天工的金器与玉器，有绚丽多姿、历久弥新的漆木器，有攻防齐备的兵器与车马器等，显示着墓主人的地位与权势。然而，最终使曾侯乙墓享誉全球的，还是墓中出土的 8 种 125 件乐器，“青铜冰鉴缶”就在其中。所以，曾侯乙墓又有“战国地下乐宫”的美名。这 8 种 125 件乐器，是以编钟为主的。编钟是古代铜制的敲击乐器，也是象征所有者权力与地位的礼器，由多件组编而成，并立架悬挂。曾侯乙墓的编钟有65件钟体，是当今世界上最重的敲击乐器，它音域宽广、音色优美，音律十分准确，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这套编钟的钟体分三层悬挂，由6件佩剑武士形象的立柱支撑着，构思十分精巧合理。每件钟上都有标音与乐律的刻铭文字，标音位置不仅准确，而且非常具有规律性，可以演奏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乐曲，解决了中国音乐史上十二律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堪称先秦时代唯一的乐律学专著，也是打开先秦音乐殿堂之门的钥匙。

    其次，我们从“缶”的起源和演变上探究一下它到底蕴含着什么。

    缸、罐、缽、罂等都是古代的容器，其中缸、罐现在仍然都在用。这几个字的偏旁，都是“缶”，根据汉字的特点，“缶”就是过去陶制的器皿，以此演化到今天的陶制器物，大多有个“缶”边。在历史上，有一些关于缶的记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里，我们就从“缶”的传承文化说起。它的起源，可以远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诗经》与《周易》，那时候的民间“鼓盆歌”以娱乐为主，古代亦称之为“鼓缶、击缶”。在《诗经·陈风·宛丘》中记载的有这样的内容：“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寿羽）”，其中“坎其击缶”是娱乐内容。《周易·离》九三爻辞载：“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耄之嗟，凶。”意思是说，在太阳西沉时的光辉，不叩击瓦器而歌唱那就是垂暮老人的嗟叹。即将去世的老人，不鼓缶而歌是不吉利的。在老人临死之前，鼓缶唱歌是安抚老人的礼仪行为。在丧歌中饱含了对死者顺风顺路的祝愿，并在丧葬习俗中尽可能为亡者创造条件，使他一路走好。

    “击缶”以娱乐内容和丧礼习俗的共存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战国时期更成为了华夏民族音乐表现形式的三大类别之一，据《墨子·三辩》中记载：“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殓冬藏，息于瓴缶之乐。”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击缶”则只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娱乐。
    在历史上，关于“缶”的记载中，最有名的当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缶”的确不是很高雅的乐器。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就提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可见，在秦始皇那个年代，秦国风俗上已经认为击瓮叩缶俗气了些，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再次，我们还可以从“缶”的遗风中来看看其蕴含的悲喜。

    据汉代桓宽《盐铁论·散不足》载：“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淮南子·精神训》载：“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在东晋时更有王敦击壶、隋朝有大音乐家万宝常随手击碗成曲等故事。战国时期的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则进一步将鼓盆歌走向丧礼。《庄子·至乐》中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认为人死后不应该悲伤，应该高兴地送其走，于是鼓盆而歌，这种渊深悠远的意境恰似一种生命情调与主体意愿的完美结合。北齐御史上士颜子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到唐代之后，“鼓盆·击缶”的娱乐成分逐渐减少，李建勋《田家》之二：“木船擎社酒，瓦鼓送神钱。”到宋代出现“鼓盆之戚”的说法。宋·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载：“闻有鼓盆之戚，不易派遣。”在元、明、清的文学作品中，“鼓盆歌”、“鼓盆悲”、“鼓盆之戚”之说，更为常见，而作为娱乐形式的击缶，也只有穷叫花子敲墩钵了。而“鼓盆歌”，作为民间丧事礼俗，经历了夏商周形成期，战国之后千年的发展兴盛期，到宋代已成为习俗而在荆楚大地（如荆州一带）流传至今。

    综上可见，若要是认真讲究的话，“击缶而歌”在盛大的喜庆场面运用的确不是那么贴切。笔者就想：同是“战国地下乐宫”的“缶”和编钟，为什么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没有选“象征所有者权力与地位”的礼器编钟演奏而要“击缶而歌”？不过，在几千年的演进中，“击缶而歌”也成为劳动人民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奥运会开幕式上集合声光电高科技的缶阵效果十分出彩。对此，我们的思想不能太僵化，应该赋予“击缶而歌”以新的美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