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过：敦煌.悲情莫高窟

-2017.8西北纪行30

阿 郎

2017年8月2日。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陈寅恪说：敦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关于煌莫高窟文物的保护与弘扬，今人颂扬最多的往往是常书鸿、张大千、段文杰等一些对莫高窟保护与弘扬付出艰辛努力，做出巨大贡献的殉道者般的悲情式功勋人物。在大牌坊广场还对现今一些为保护莫高窟捐款的海内外的人士予以纪念表彰。

回来后从敦煌莫高窟官方网站上看过“王圆箓”的介绍后，对敦煌，对莫高窟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我觉得现今谈起敦煌莫高窟，最对不住的最应该纪念和感谢的应该是被一些所谓的文人雅士称为罪人和小丑的这个人。作为敦煌莫高窟文物最初的发现者和维护者，是他改写了莫高窟乃至敦煌的命运。

然而，在后世的一些所谓的文人雅士看来，发现和维护对于他来说都成为了罪过，他的农民出身、不高的文化水平、不出色的相貌，均成为他们耻笑的材料，不但没有丝毫感激道谢的意思，反而充满了鄙视乃至仇恨的情绪，毫不客气地称其为罪人、小丑，并利用手中的话语权进行了广泛传播与宣扬。

《还原一段历史的真相！》的文章披露了过往的真相：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流失一事上，真正该鄙视、仇恨的，不是王圆箓道士，而是当时的政府官员、国家制度。

敦煌学一词由史学家陈寅恪在1930年提出。

1942年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

从那时至今，所有的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研究都是依托国家的力量和得益与参与者殉道般的奉献。

历史选择了王圆箓。他首先发现敦煌文物，揭开了藏经洞的秘密，亲自打开了这扇轰动世界的文明之窗，居功至伟！在世界文明史上应该从正面角度给予肯定和褒扬。

在莫高窟广场上真正应该矗立的是发现与维护者王圆箓的塑像。

2018年5月24日于圆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