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杜甫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和影响也是巨大的、显著的。表现在《三吏》、《三别》上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创造了“即事名篇”、反复依傍”的新体乐府诗，为后代诗人创作现实主义的诗歌广开了方便之门。二是发扬了忠于事实，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开拓了中唐以后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道路。三是描写人民痛苦时，“身同感受”地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进客观事物的描写中，能唤起读者的共鸣。

所谓“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就是因事命题，根据描写的对象来决定读报题目。说题目，好象是一件小事，其实不然。所谓题目，指的是有现实性，人民性一类社会题目，而不是一般的题。在杜甫之前，自魏晋以下，一贯流行一种“拟古”的风气，诗人们往往借用汉乐府的旧题来描写时事。如陶潜的《拟古》，喜欢用古老的标题；曹操的《蒿里》、《薤露》，曹植的《泰山梁甫吟》，喜欢用汉乐府旧题。这种用古诗写实事的风气，一直到盛唐都没有改变，如李白的《古风》。其中原也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诗题却和内容不适应，安上一个过时的古老的“旧题”，就掩盖了或至少模糊了诗的现实性和斗争性，减弱了诗的宣传作用。杜甫便不同了，他没有遵循建安以来沿袭乐府古题的老一套办法，而是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的“即事名篇”，或者说是“因事命题”。我们看到杜甫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地用新题写出来的乐府新诗，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清新健爽。譬如，诗人走在新安道上，亲自询问解押“中男”的军吏，目击泣血送行的亲人们难分难舍的情景，就直接以《新安吏》为题写诗。而不再沿用类似《从军行》的汉乐府旧题。这样诗的内容紧扣了诗的标题，形式的内容融为一体，铸成了诗人伟大的现实主义力作。诗人以《石壕吏》为题，写由暮投宿到官吏夜捉人，又由夜捉人到听到到悲泣之声，到天明独与老翁告别，揭露封建统治者强迫人民服役的罪恶行径，反映了人民在战乱年代的悲惨遭遇。诗的这样内容和诗的这样的形式相得益彰，有力地突出的诗的主题。试想假如套用《感遇》、《古风》或《饮食、马长城窟》之类的旧题，诗的宣传作用和教育作用将受到何等的削弱？诗的斗争性和批判性将会受到何等的损害？《潼关吏》何偿不是如此？《三别》中的《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又何偿不是如此？从诗的题目整齐上和诗篇的对称上，诗人有计划、有目的将六首诗分成《三吏》、《三别》组诗的本身，就是一种更新颖的“无复依傍”的“即事名篇”，组诗用不用古题并不是一个   形式问题，因为实质上无异为后代诗人指出了一条通向现实，通向人民生活的创作道路。中唐的乐府运动，正是直接由杜甫开创的，这一影响一直贯穿到清未黄遵宪等诗人的创作中。但是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写诗，并非始于《三吏》、《三别》，在这之前，杜甫壮游时期描写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望岳》等诗，十年长安困守时期，反对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兵车行》，讽刺杨氏兄妹荒淫奢侈的《丽人行》，鞭挞黑暗统治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陷贼与为官时期的具有高度人民性和爱国性的诗，如《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又呈吴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以及直到诗人生命终结前，所写的《风疾舟中伏枕书仆》那样的长篇排律，皆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杰作，所以后来无慎在《乐府古题序》说：“近代诗人惟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总之，杜甫创作的包括《三吏》、《三别》在内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诗歌， 是当时诗坛上一个很大的革新。他改变了几百年来诗题与诗的内容不相符合的创作风气，使一首首诗歌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全新感受，影响深远，意义非凡，是杜甫对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一大贡献。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杜诗的最大成就和主要特色。杜甫有他独特的丰富生活经验，他的诗多取材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的密切结合。为了忠于事实，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真实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他需要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是形成杜诗现实性主义特色的内在原因。杜甫高出一般诗人之处主要在于他无论叙事或抒情，都能做到立足生活，直入人心，剖精析微，探骊得珠，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准确传神地反映表现那个时代的生活真实。《三吏》、《三别》是杜诗中的叙事诗，诗人立足生活，表现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十分突出。组诗中，诗人主要运用五种表现手法：第一、对现实生活中典型的艺术概括。杜甫非常善于选择和概括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无家别》里写乱后乡里的面目，写无家可归的士兵心理，“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写士兵对死于沟壑母亲的回忆，以点带面，有着揭示唐代战乱下社会弊端的极其重要深广的现实内容。第二、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认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如《石壕吏》除“吏呼一何怒”微微透露出他的爱憎之情外，其余便都是诗人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只如“有吏夜捉人”这一句，无疑是客观的叙述，但同时也就是作者的讽刺、斥责。不明言黑暗的残暴，而黑暗残暴之令人发指，已自在其中。第三、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个性化。《新婚别》里通篇写的一个新娘子的独白，表现新娘子新婚竟成了生离死别，本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媳妇，态度不免矜持，语语羞涩，备极吞吐，这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和精神面貌，所以我们读起来，总有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第四、采用俗语。这是《三吏》、《三别》语言的一大特色。《新安吏》中的“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潼关吏》中“丈人视要处，宽狭容单车”、《新婚别》里“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等，能增加诗的真实感和亲切感，有助于突出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个性化。第五、细节描写。杜甫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的精神面貌的细节，反映生活的真实。《石壕吏》用“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一细节暗示老妇被拉走的惨剧。《垂老别》将“ 伤其寒”、“劝回餐”这类生活中极其寻常的同情劝慰语，分别放在“是死别”、“必不归”的极不寻常的特定背景下来表现，再加上无右奈何的“且复”、“还闻”等语层层跌出，曲折状写，达到了前人说杜甫“每借没紧要事，形容独至”的艺术效果。

凡喜爱杜诗的人，都会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杜甫写诗并不采取旁观者的态度，他不是一种“打抱不平”的心态，而是“身同感受”地将自已的思想感情融进诗中，汇入诗中所塑造的形象的情感里。可以说诗人的喜怒哀乐就是诗中形象的喜怒哀乐，或者说诗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就是诗人的思想感情。我们看到在新安道上，他和送孩子上战场的母亲们哭在一起；潼关，他把自己的喜怀忧紧紧地系在防御战事上。诗人写的《石壕吏》将主观寓于客观，将复杂曲折的事件集中在一夕一朝，将自已对黑暗统治的批判与谴责，对人民群众的同情与关心，通过故事发展的典型人物——老妇的言行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连读者也“身同感受”地与诗人一样产生出憎爱分明的思想感情来。仇兆鳌在《杜少陵诗祥注》里评论《新婚别》说：“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频频呼君，几乎一声一泪。”诗产生如此大的感染力，实质上是诗人通过新娘子这嘴诉说产生的。新娘子的通篇独白，就是杜甫身同感受地同情新娘子这类妇女的思想感情的表露。仔细辨别诗味，发觉《新婚别》、《石壕吏》是一种“冷剌”社会的方式，“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是诗人把火一样的热情淬于了冷酷的现实，表现了诗人“子欲无言”的“忍而又忍”的“身同感受”。而《新安吏》的“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垂老别》的“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藜”？则是诗人一针见血的“热讽”，是诗人“身同感受”的“忍无可忍”的呐喊，使人仿佛至今仍能听到诗人当时愤愤不平的怦怦心跳之声！

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杜甫是继往开来，润泽百世，名伎传千古的集大成诗人。他创作的《三吏》、《三别》将现实主义诗歌成就发展到最高境界。举凡安史之乱这个时期唐代的“世上疮痍”和“民间疾苦”，全都化作这位“诗中圣哲”的“笔底波澜”。但应当指出的是，杜甫毕竟是一位封建时代的诗人，他不能也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对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还心存幻想，“况乃王师顺，扶养甚分明”，表明了诗人基本立场仍是王权拥护者。他也不是封建制度的彻底叛逆者，诗人身上还明显地表现出世界观的局限性。然而却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苛求一个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诗人。瑕不掩玉，出生在八世纪的诗人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而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用毕生的精力为人民高唱赞歌。在我国诗坛上，杜诗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