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后，公众对官方公益机构的信任跌到谷底。然而，需要帮助的人依旧在那里，一张张渴望的面孔依旧在那里。于是，解救流浪乞讨儿童、送书下乡、免费午餐、衣加衣……民间公益异军突起。有媒体和专家将2011年定义为“民间公益元年”，民间公益也成为媒体报道的核心内容。甚至很多媒体、媒体人开始积极倡议“微公益”活动，在新领域进行积极探索。“衣加衣”活动在去年12月初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全国共募捐到旧衣物超过30万件，其中10万件左右发放到云南；新衣服约2万件，其中4000多件发放到云南。目前，活动暂告一段落，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云南志愿团队“公益不能靠一时冲动”

　　冬天来的时候，全国各地都有志愿者在做向贫困山区送衣服的活动。2011年11月8日，立冬，腾讯网“衣加衣”活动正式启动。“既然大家都想做，就把大家拉到一起，做大。”腾讯网新闻中心微博主管魏传举说。
　　“就是想把衣服弄到云南来。”得知“衣加衣”活动后，因为之前就看过太多关于云南贫困山区的报道，付颖马上与几位主要发起人取得联系，成为“衣加衣”云南站的负责人。之后，付颖在QQ群里发消息，看到消息的郭秀全、李朝美也加入进来。
　　付颖毫不回避地说，参与到“衣加衣”活动中来是一时冲动。“其实我是个生意人、小富即安的人。”当活动做到很累的时候，付颖想抽身都不能。“中间要担负的东西太多了，想放手都不行。”付颖说。
　　这也是郭秀全现在的感受。虽然郭秀全并不赞成放弃工作、家庭参与公益，但现在他确实丢了工作。以前一直在参与公益活动，但是这次郭秀全没能预想到，活动能够发展、壮大得如此迅速。“作为组织者，没办法半途而废。”郭秀全说，今年的活动将要结束时他考虑找份工作，先让家里的生活稳定下来。
　　“太累了！身体上累，心也累。”付颖说，“除了拖衣服，我什么都做了。要衣服，要钱……我就是一个志愿者，适合到处去‘忽悠’，把资源‘忽悠’到一起。”

　　官方参与者“双重身份可以做更多事”

　　对于是否与政府合作，此前活动负责人之间一直存在分歧。“政府的工作效率是低，但没办法，很多事情很难协调，很多费用没人出，只能利用这些资源。”付颖并不排斥与政府合作，而郭秀全则对与政府合作表示“极不信任”，他不愿意将货发给昭通市，因为那样要与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育局等部门合作。
　　昭通市委宣传部毛利辉是参与这次“衣加衣”活动的工作人员，全程没有与郭秀全接触过。“政府参与公益活动不存在尴尬，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只要能够让需要帮助的人得到真正的帮助，就像我们部长杨军同志说的，‘把好事做好’”毛利辉说。
　　“衣加衣”活动开始宣传后，昭通市委宣传部就一直在关注，一直在与付颖联系。正式参与“衣加衣”活动，是腾讯网方面主动与昭通市委宣传部联系的。昭通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军，曾经是团省委副书记、省青基会副会长，当“衣加衣”活动与昭通市委宣传部联系时，他相当高兴。
　　对于郭秀全对政府部门参与公益表示“反感”，毛利辉说可以理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2011年官方公益组织发生了一系列负面事件，但是，“不能一竿子把人全部打死，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政府。”他说，民间公益组织与政府部门适当合作，能够让公益走得更好、更远。“政府可以支持，也可以参与。”他说，就像这次“新年新衣”活动在昭通市开展，车辆、经费等都存在一定困难，“但都在想办法筹集、协调。”毛利辉说，政府在公益活动中本身就是主导，关注民生就是政府做的最大的公益活动。
　　毛利辉说，他想把自己的身份看成是双重的，既是志愿者，可以身体力行去做事；又是政府工作人员，能做更多事，比如协调物资下发产生的费用，能够承担的承担，能够协调的协调。不管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在公益活动中发挥作用，所谓“人人公益”。
　　毛利辉的话与魏传举说到了一起。“政府应该发挥政府该发挥的作用，一个大的项目需要多方面的配合。”魏传举说，更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形成一个“人人公益”的社会风气。“不是不能与政府合作，是怎么合作更好。像免费午餐的活动，民间的活动只能做点上的，面上的工作还要靠政府去做。”魏传举说。
　　“衣加衣”活动开始后，付颖觉得坎坷是有的，像魏传举说的，云南社会化的志愿者不多，人手不够用，需要培养团队，团队本身也需要专业化。“如果云南有几个可以把资源细致利用的人，云南能做得更好。”付颖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后的活动还需要一个更规范的“规矩”。

　　外省志愿者一个女人坚持的“衣加衣”

　　“春节前后肯定会休息几天，但是深圳这边是不会结束的。”阿兰对记者说这话的时候，已是凌晨1点，她还在忙着写年度工作总结。白天，8000多双新运动鞋刚从深圳运走，第二天就能到达昆明，年前就可以发到孩子们手中。“衣加衣”活动已经接近尾声，全国的其他收衣点在去年12月18日已经结束收衣工作，唯有深圳站还在继续。对于身为站长的阿兰来说，这并不是终点。
　　阿兰大名王运兰，投身公益已经有三年多。在此之前，她的身份是深圳美希美工业区某空压机店铺的老板，收入丰厚。一起工作的志愿者称她为“阿兰”或“兰姐”。
　　阿兰走上公益之路“跟妈妈有关”。她说：“我家小时候虽穷，但妈妈对周围的老人都很好。我妈妈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有点能力帮助他人，而他人又不嫌弃，就是我们有福气了。”一直到今天，遇到路边的精神病患者，阿兰的母亲还会拿十块钱给人家买东西吃，会把家里所有的饮料瓶收起来给楼下打扫卫生的阿姨卖钱，也会帮公司里面生病的工人买药。
　　而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阿兰一岁多的儿子也学会了当一个“小志愿者”。当阿兰和志愿者整理衣物时，儿子会跟在后面，帮忙整理东西。但其他人不知道的是，阿兰已经离异，原因是结婚三年没怀孕。“广东人都爱儿子，没办法，分开就分开吧。谁知分开时已经怀了现在的儿子……”阿兰说。
　　因为“真的穷过”，现在的阿兰没有再结婚的打算，而是把工作之余的时间都用在公益上。有人说，公益活动没点家底是“玩不起的”，但在阿兰看来，真正的公益可以不靠家底。“一定要做到人成事成，人做好了，事也就成了。”她说。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这个28岁的女人为什么会把儿子托给母亲照顾，自己义无反顾地投身公益。
　　最近一批发到云南的新运动鞋，15000元的运费是她出的——因为志愿者和朋友们捐的钱，已经全部用于购买鞋子。8000多双新鞋，批发价18元/双，在阿兰谈了几个鞋厂后，“感召”到6.5元/双的价格。“这是需要时间去做的。很多人做一回可以，做两回可以，等把自己真的卖出去了，就不做了。”她说。
　　她有着10年管理工厂的经验，现在每天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依然显得游刃有余，但在“衣加衣”活动中面临的一些困境，却让她有些力不从心。红河送衣之行后，曾有志愿者认为她在活动中“得到了很多好处”，跑到办公室和她吵架；还有些人认为安排有诸多不合理，比如第二天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去学校看看，为什么在路上走了那么久等。“我只是问他们：你们当初是为什么而出发的？你们在这里反问我的这些是不是你们要去做好的？你们看看孩子就等于解决问题了？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有些无奈地说。
　　阿兰说，在此之前，她已经把自己的仓库腾出一块地方来储存衣服，并把管理公司的一套制度用到收衣站的管理上，设有支持组、文策组、财务组、后勤组、文秘组、感召组、交通组，并请了一位志愿者做专职秘书。现在，为了避免工作电话和“衣加衣”电话有冲突，她已经把用于“衣加衣”的两部手机全部转接出去，由秘书负责接听。
　　腾讯发起“衣加衣”活动后，尽管深圳站是较早响应和参与的，但事实上，深圳站并没有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获得一分钱的活动经费。活动需要的钱，来自于阿兰和她的朋友，还有志愿者的捐赠。“一提及钱就肯定有问题。”阿兰说，纯粹靠热情是做不好公益的。
　　而在以后的活动中，阿兰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三个渠道来获取经费：“一是我和张队长（深圳站副站长张永昌）的公司每年把盈利的10%划出来作为活动经费；二是每准备一个受捐地区的物资方案时，运费也一定要预算出来，感召周围的朋友或者志愿者一起参与，当所集金额达到预算时立即停止募款；三是通过网络，我们提供账号，让爱心人士可以一起参与，但是每笔募款每人不能超过20元，如果有人捐100元，要告诉我们五个人的名字与联系电话。”
　　“账务一定要公开透明。只有做到公开、公正，才能够感召更多的人士一起参与。”阿兰说。
　　作为“衣加衣”活动的后续，阿兰目前正在着手搜集红河县考察过的三个乡的孤、贫、五保资料，打算做“一对一”的网站，将这些资料公布出来，组织深圳的爱心人士进行一对一帮扶。而这件事，她打算把儿子也带上。“我也会让他帮扶一个。假期带他去山区走走，乱花钱时告诉他为山里的哥哥姐姐留一半；浪费东西时提醒他，山里的哥哥姐姐连饭都吃不饱。周末还要带着他一起参与义工活动。”她说。

　　被捐赠者一个校长的惴惴和坦然

　　对于山区的孩子们来说，“衣加衣”送去的衣物是他们过冬的温暖，是欢乐的笑颜。而对于学校和老师们来说，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在红河县洛恩小学，志愿者和媒体蜂拥而来又蜂拥而去后，校长刘红伟的这个春节，过得要和往年不太一样。
　　刘红伟高大壮实、皮肤黝黑，脸上写满了哈尼族汉子的坚毅。但在后来记者回访时，他表示现在“心里有些害怕”。烦恼是从志愿者们到达洛恩小学的那一天开始的。当时，阿兰看到学校安排小学生在门口列队欢迎，立即沉下脸来，把刘红伟狠狠“批了一顿”。
　　实际上，在刘红伟担任校长的两年多时间内，曾分别有来自广州、个旧的老板到学校捐赠棉被、图书，而对方并没有表示出对列队欢迎的反对。因此，当他准备像以前一样“表达一下心意”时，志愿者的批评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后来他笑称，还是跟前者打交道的时候“氛围更好，心情更舒畅一些”。
　　而在当天发放衣物的过程中，被撇在一边的老师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志愿者只顾自己发得开心！”一位老师说，“就没注意到，有些孩子身体强壮一点，挤在前面的领了好几套衣服，一些身体瘦小的、害羞的孩子在后面，只能领到一些不好的，甚至领不到衣服。”同时，他们也在捐赠的物资中发现了一些已经发霉、发臭的衣服，实在用不了的只有处理掉。当然，志愿者在返回深圳后也通过及时反馈知道了这些情况，并在随后补发了衣服。
　　与此同时，随着报道的转载和点击率的增高，相应的舆论压力随之而来。一位老师曾告诉记者：“事情闹得有点大，上面在查。”刘红伟也在近期的采访中承认“乡上说过几句”，同时又表示“这很正常”。
　　尽管如此，刘红伟仍然感到很高兴。在他看来，志愿者的参与和媒体的报道“确实为洛恩做了一件大事”。现在的洛恩小学，孩子们已经穿上足够御寒的冬衣，没有人再穿着凉鞋或光着脚板上学了。红河州的领导也到学校来考察工作，并决定在保留各村小的基础上完善基础设施，加强校点联系。当然，教师们的工资也“加了一些”。
　　刘红伟也明白，处在这个被众多目光关注着的环境里，今后自己肩上的担子也会更重，但同时他又觉得很坦然。“受点委屈，过了就过了。娃娃们能走出大山，这个地方才会有发展。”他说。
　　
　　记者手记“宿舍里那一排凉鞋”

　　在来到洛恩小学之前，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出差，只要正常采访，按时发稿就可以了。但到学校后，第一个震撼到我的，是学生宿舍里的一排凉鞋——全是几块钱一双的凉鞋，他们“习惯性”地穿着度过春夏秋冬。如果哪个孩子能购买价格达到两位数的布鞋，总会引来一些羡慕的目光。当天的稿子，我就把重点放在了他们的脚丫上，这种纠结的心态一直持续到后来步行到王沟小学，以至于买了一双8块钱的厚袜子走山路，都让我觉得自己很奢侈。
　　光着脚在学校里跑来跑去的孩子们、弥漫在山间的大雾、被志愿者指责时站在雾雨里手足无措的校长，这些场景成为我至今难以抹去的印象。
　　也正是这场大雾，打乱了我们和志愿者的计划。本来志愿者要分批把衣服送到各个村小的，但老师们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这不现实——距洛恩最远的巴龙小学，走路要花5个小时，再加上大雾和山路湿滑，就算不出什么意外，也甭想当天去当天回。
　　只是我们也没想到，后来决定去的唯一一个点——王沟小学也会这么远。全是山，无穷无尽的山，你无暇欣赏秀丽的景色，只有低头赶路。一开始我也很怀疑，这群在城市里养尊处优的白领志愿者能不能坚持下来，后来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你行，我们也行！”
　　去程花的三个小时，已经快把我们的体力耗尽，而呆在王沟小学的时间也很短，就像“打了回酱油”，我甚至只有不到10分钟的采访时间。回来的路上天已经黑了，大家都不说话，只是僵硬地行走着。你能想象这个场景吗？是的，就像《植物大战僵尸》里黑夜关卡的僵尸。
　　因为担心我们的安全，学校派出一辆破旧的三菱车到能行车的路段来接我们。从这个时候，我开始默默地计算一个东西：我们带来的物资，会不会还没有他们招待和因此产生的成本高？当我后面问刘校长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爽快地一拍胸口：“绝对不会！”
　　我没有再去深究这件事情，但已经开始刻意避免类似的情况，因而之后在昭通冰天雪地的燕子岩，当杨世国老师的大哥打了一只野兔，兴奋地说要烤了给我们吃时，我们逃也似地下了山。
　　回到永善县城的酒店里，在暖风缓缓吹出的空调房里，回想前一天在室内也能结冰的燕子岩，恍若两个世界。
　　生活新报记者于小边  王恩国/文  孙兵金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