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天的某个雨夜，我炒了四个盐味不准的家常小菜，和张仕友在我家那临街的小馆子里对坐。桌子上，有温柔的灯罩下来，啤酒和苞谷酒闪着惬意的光。雨滴落在屋外三三两两行人的伞上，嘀嗒的声音钻了进来，和屋内一些很轻的音乐相互唱和着。

　　“大二那年的一天，班主任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张仕友同学莫名地消失了近一年的事情。”张仕友抹着嘴角上的啤酒沫，给我讲他2005年在兰州大学读书时“玩消失”等轶事。

　　他是在大一下学期的某一个早晨上了最后一节课之后离开学校的。那时的学习清闲，光阴如梭。大学里面下午大多没课，按老师要求和常规安排，是应该到图书馆去看书，疑惑做些发呆之类的事情。但他觉得继续在课堂里混下去，自己将要疯掉。于是，他提前将自己的大学生涯结束了。

　　不久之后，他便在兰州郊外的一家蜂场找到了归宿。

　　家里面的人到处登载寻人启事找他时，他正隐居蜂场过着诗意般的幸福生活。每天清晨六点起床放蜂，傍晚六点开桶收蜂，这就是他一天所有的工作。呆在蜂场的小阁楼里，透过小小纱窗看兰州郊外清晨或黄昏的天空，是他认为最快乐和惬意的时光。

　　母亲和舅舅赶到蜂场已是暮昏，他正在关蜂桶盖。母亲提起扁担就往他屁股上打，并没有动摇他放弃读大学的决心。于是，母亲和舅舅把他接回了地处云南大山深处的老家。

　　母亲是70年代的高中生，父亲则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并不富裕。为了生活下去，也为了证明当初的选择并非错误，他开始寻找自己维持生活的依据。

　　因为喜欢玩弄文字，他到报社应聘记者。由于没有大学文凭，工作并不好找。终于，一位总编给了他机会，让他写一篇文章，这当然难不到他。读中学和高中时，他的作文获得全国大奖，就像我们吃一顿便饭那样简单。“拿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也是我梦想之一。”他说。

　　报社总编答应给他实习三个月。于是，他开始拼命地工作起来。他喜欢写并且擅长写一些为民伸张正义的“负面”新闻。为此他可以做卧底、当民工，什么角色都干，只要能写好稿子。因此，他写的很多稿件成了报社的重头稿，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报社的顶梁柱。但一些自认为非常有价值的稿件发表不了，让他很不解，也很头疼。而同村的一些人有冤屈找到他，他因故无法帮助，又多次被村人指责和不解，也让他很无奈。

　　但是，后来他又怎么离开该报，并再次回到偏僻的老家等等，他提都没有提。我则手持酒杯任以听之。

　　他说他目前供职《澳门商报》，为该报提供一些宣传内地的稿件。此次来大关，就是采访当地新农村建设。他说想给西部山村做一个系列的采访报道，主题拟定为“千村日记”。他说要用相机和文字，把1000个村庄瞬间发生的，或者是凝固起来的人和事永久地记录下来。但受自身经济等方面影响，实施起来还是比较困难。

　　他说还想再读大学，但不想读国内的。台湾的大学很好。《澳门商报》给他提供了机会和资金上的补助，但自己还是要拿出20余万元，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大数目。

　　三瓶啤酒下肚，他跑了四趟洗手间。音乐渐渐大声起来，生活里面的事情也越说越多。他说父母要他赶快找人结婚了，他认为这是一件难办的事儿。

　　已是夜半时分。我准备再给他提啤酒时，他说必须得回旅馆了，“明天还要下新农村去。”

　　雨停了，晓月从薄云中游了出来。静下来了的小城街道上，行人已经不多。在和张仕友谈人生的几个小时中，我很少发表个人看法。看他瘦小的身影渐渐远去，直至消失在迷离的霓虹灯中，我才开始感慨起自己的人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