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村里照明家家都是点煤油灯，所用的煤油我们当地人叫火油（估计是当今的柴油）。我们村在大兴安岭山区的西部，村庄的周围都是山，离最近的城市赤峰320公里，村名是内蒙古昭乌达盟（当今的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荞麦塔拉公社鲍家店大队一小队。

点灯用的油灯大多是药瓶，吃过药的瓶子在瓶盖上钻个眼儿，用一块软铁皮卷成个筒，把铁筒从瓶盖的眼儿伸到瓶子里，筒里放进去一个棉花或者纸捻成的细绳，瓶子里的油就顺着棉花绳、纸绳升上来了，点着了绳，火光就照亮了屋子。家家靠近屋门口的墙上有个洞，人们管它叫灯窝，专门放煤油灯。

我小时候，经常拎着玻璃瓶子到供销社打火油。供销社在我们村北部五里外的公社所在地张家围子村，每次去打火油，都是和村里的伙伴一起去。我们拎着瓶子，走在乡间的土路上，看着天空的飞鸟和远处的大山，心旷神怡。

煤油灯的亮度有限，晚上母亲坐在炕上缝衣服，得坐在靠近灯窝的地方，我和哥哥写作业坐在炕桌上，离灯远，看不清本子，我们争着靠近灯窝，经常吵架。

春节的晚上凑到一起打扑克，四个人围在桌子旁，为了把灯放到哪边争来争去，坐在南边的人说“南灯北亮”，把灯放到他那边；坐在北边的人说看不见，把灯拿过来，说：“北灯南亮”。现在想来，一个煤油灯，不可能把全桌都照到。

煤油灯有个弊病，晚上点灯不能太亮，太亮烟大，呛人，早晨起来鼻吼是黑的，再说啦，家家日子困难，捻太大，费油，母亲经常用针把捻拨拉小了，让灯暗一些。尽管这样，灯窝的上方也被熏得黑糊糊的。

1968年之前，我们村没有水浇地，1969年的春天，我们村进来一台柴油机，村民们说八马力，我不知道八马力是多大，只知道那是很厉害的力量，村里人管它叫水泵，大人们说是上级分配来的，我二哥被安排当了机工，他开机的时候我和孩子们去看过热闹，他用右手抓住一个把柄，摇的时候左手抓住一个开关，摇到最高速突然撒手，机器就突突突响起来，水就顺着胶皮管子窜出，顺着水渠流向田地。村里人都赞叹这玩意儿先进，机械化呀。过了一年，村里又进了大一点的柴油机，村民们说是22马力的，也是用于水井的抽水。

我们村一共有4间碾道，把谷子碾成小米，玉米碾成面，大豆破碎了做豆腐，都用碾子。碾米碾面，叫扎碾子，半趟街二三十户人家，每天都要碾米碾面及碾扎各种食物，只有一个碾子，就得轮流。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碾道占碾子，在街上拾一块石头，或者捡一块破碗片、一个谁家扔掉的炊帚头，放到碾台上，放的时候要注意看碾台上有没有东西，如果没有，自己就是第一班，如果有，数一数算上自己放的这个东西是第几个。早饭后，家家来人到碾道排班，碾台上放了许多石头碗片炊帚头什么的，第一个放到碾台上东西的人排第一班，以此类推。人们都自觉地说出自己放东西时碾台上有没有东西，又有几个。

春节前碾道最忙，家家要碾蒸豆包粘糕面，把正月吃的豆包和粘糕蒸出来，每家都碾两三口袋泡好的面。白天黑夜碾道不停歇，生产队允许一家使两头驴，轮到哪家碾，可以到生产队牵驴，如果两头驴没碾完，就得人工抱棍子推碾子。碾道里的墙上有个灯窝，扎碾子晚了，就把煤油灯放在灯窝里。

有了柴油机之后，人们就不扎碾子了，生产队里盖了一间房子，把机器抬进房子里，成立了加工厂，米和面都能加工。晚上不加工，因为晚上在机器轰鸣的屋子里，点不了煤油灯，看不见什么。

1970年的春节前，父亲进镇子赶集，买回来一根白色的燃烧物，年三十的晚上点着了，屋子里特别明亮，我们全家人欢欣鼓舞，这玩意太先进了，父亲说这东西叫蜡，后来我知道它叫蜡烛，它有个特点，燃烧的时候会流泪，把泪滴在炕檐上，把它的屁股坐在泪上，它就能站住。只是它燃烧得太快，半个晚上就快要烧没了，只能吹熄，留起来有个急事啥的用。这东西价格贵，又不经烧，一般人家舍不得买。

下一年腊月我们村的几个孩子到二十里地的旗所在地天山镇买炮仗，镇子里也没有通电，有的单位门口放着灯笼，用木头打成箱子，分成几个格子，半尺见方，外面糊着纸，整个灯笼是个长方体，立在大门口两旁，每个格子里有一个铁钉，用来插蜡烛的。我们几个孩子商量，如果能弄到蜡烛，年三十晚上放到灯笼里，比放煤油灯亮，就想偷公家灯笼里的蜡烛。我们尽管很饿，坚持在街道上转悠，等待天黑。天黑后，各个单位门口的灯笼里都有人放进去蜡烛。我们离百货公司大门口近，看见一个三十左右岁的男人从院子里出来，拿着一把蜡烛，往灯笼箱子里插蜡烛，插完进院了，我们几个孩子走到灯笼箱子前，一个同伴儿伸手进箱子里，拔出一根蜡烛，吹熄，正要拔第二根，院子里走出了那个男人，拿着几根蜡烛，他是想往门口另一面的箱子里插蜡烛。随意朝这边的灯笼箱子看一眼，一个格子里没有亮，嘀咕一句：“咋还灭了？”

他走到这个灯笼箱子跟前，拿着火柴想点着没有亮格子里的蜡烛，嗯？他愣在了那里，嘀咕：“蜡怎么没了？”他正在思量，院子里走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样子是个领导，看看这个人，问：“你咋不把门口这边的灯笼里放上蜡？”

这个男人说：“我刚才放到这里面的蜡怎么没了？”

那个领导模样的男人说：“你是不是没有放，记错了？”

这个男人说：“哪能记错呢，我放进去，回办公室拿的这些蜡。”他回过头来问我们：“你们拿这里面的蜡了吗？”

拿蜡的伙伴把蜡早藏进了袖筒，我们都说没拿。

那个领导模样的男人说：“小孩子拿蜡干啥，还是你记错了。”

这个男人怀疑是自己记错了，往里面插了一根蜡。又往门口另一边的灯笼箱子插蜡烛，然后站在门口看着灯笼箱子。

我们不敢再偷蜡，朝镇子外走。

春节的晚上我们孩子拿着用高粱杆扎的灯笼到街道上跑着玩，纸糊的灯笼里放着煤油灯，有了蜡的这个孩子把蜡插进灯笼里，灯笼真是亮，我们孩子羡慕得直咂舌。

1973年的寒假，我在村里的大队办公室看见一个带着玻璃罩的煤油灯，这个灯不是自己制作的，是从商店里买来的，相当高级，整个灯是玻璃的，有个圆形底座，上面有个细颈，颈上是装着煤油的肚子，馒头形状，瓶口拧着个铁嘴，嘴里伸出来的捻儿是用白线作成，捻儿不是圆形，扁的，手指般宽；灯嘴的四周是四个爪儿，圆筒形的玻璃罩就插在四个爪里，控制着罩不倒不掉，捻燃烧的地方玻璃罩是个肚子，也是馒头形，再上面恢复筒形，油灯在燃烧时，由于罩子控制，没有黑烟，而且比个人家的油灯亮。这么高级的煤油灯只有公家才使得起。

煤油灯只能在屋子里点，到外面见了风就会灭。后来生产队里买了一种风灯，我们叫它提灯，它和煤油灯大同小异，但它高级的地方在于底下盛煤油的地方是个铁盒子，捻儿的外面有个可以拧动的转盘，拧动转盘，控制捻儿的大小，外面有个琉璃罩子，在室外拎着走风刮不灭。

我们村只有生产队饲养员有一盏，晚上它挂在马棚里，晚上饲养员要给马添料，用它照明。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时，只用过一次，春天浇地，白天晚上几个社员轮流，有一天晚上赶上我出工，晚上浇地看不见地，跟队长说想用用饲养室的提灯，队长同意了。

我到饲养室提来提灯，拎着在地里来回走，风刮不灭，周围的东西依稀能看见，心里豁亮，觉得这灯制造的真是有科技含量，我们家的煤油灯和它一比，就小巫见大巫了。

提灯救过我们一次。1975秋天，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持续紧张，村街的墙上写着白色大字，备战备荒为人民。有一天公社通知有苏联特务侵入了我们公社，晚上大队民兵连长组织全村的基干民兵上山抓特务。民兵被分成四个组，我所在的组有公社来的一个下乡干部，还有本村的两个女民兵，三个男民兵，我们的任务是搜索村西的山下丘陵地带。我们出村前，因为天太黑，周围什么也看不见，我到生产队的饲养室把提灯拎来，很得意地向别人炫耀，那个光棍饲养员脾气很不好，除了我，他谁都不让使。那个下乡干部看见我拎着提灯，大声问：“你拎这东西干什么？”我慌张地说：“天这么黑，没个亮怎么抓特务？”他严厉地说：“特务看见灯光早跑了，要摸着黑抓，你送回去！”我不敢反驳，转身就往大队院外走。那个下乡干部说：“别送了，不赶趟了，别的组已经出发了，咱们马上出发，你把它吹灭！”

四个组的分工是一组负责搜索村北的平川地，二组负责村东甸子地，还有一组负责村南的坡地。我们这一组从村西口出村，小跑着往西山坡上跑，刚跑几步，我听到身后扑通一声，回头看，那个下乡干部摔倒了，趴在地上往起站，因为是拖拉机刚翻过的地，沟坑不平，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站起来。我们跑到村西二里地许，因为天太黑，什么也看不见，不知道到了哪里，周围一点动静没有。我们知道，这地方有一条几里长的洪水沟，沟有二三十米深，不知道是否到了这里，怕再往前走掉到沟里，下乡干部就说往右走，意思是避开洪水沟。走了一会儿，周围什么也看不见，就是有特务也抓不到。脚下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不断有人摔倒，有人嗑破了脸，有人摔坏了手。

有人问：“到哪里了？”没人回答。有人问：“村子在哪个方向？”也没人回答。有人说：“点着提灯看看到了哪里？”没人回答。下乡干部在黑暗中说：“把提灯点着了吧。”

我蹲在地上，大家围住我，挡着小风，我从衣裳兜子里掏出火柴，点着了提灯。站起来就着提灯光向旁边看，呀，我们就站在洪水沟的边沿，如果不点着灯，我们再向前走一两步，就全掉到几十米深的洪水沟里了。

由于提灯的高级、贵重，只有生产队买起了，谁家都没有提灯。所以，一说提灯，村民都羡慕得不行，议论起来，都说：“那家伙的，拎着在街上一走，照好几丈远！”

1976年的春天，村里来了一辆汽车，下来好多人，是旗里农电管理所的，在村东的树林子里测量了一天，第二天队长让我们几个青年农民把树林子的一些树锯掉，锯的过程中，我发现是在树林子中间开出一条二十米的通道，队长说有高压线从这片树林子中间穿过。我们才知道，我们这里要通电了。

过了几天，从旗所在地天山镇方向过来两辆汽车，车上拉着几房高的水泥电线杆，隔一段距离在地里竖起一根。杆子竖起十多天后，从镇子方向接过来电线，好些人在杆子上忙乎。电线在水泥杆子上拉过去后，有一天，队长通知，每家到生产队的办公室领一个灯泡，公社马上来电工挨家安装电灯。

电灯安装上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全家过年一样，对着挂在屋顶上的灯泡，左看右看，妈妈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她坐在炕上，说我：“听说掉到地上一根针都能找到，你拿一根针扔到地上，看看找到了吧。”

假如是煤油灯，别说掉到地上一根针，就是掉到地上一个锥子都看不见。我拿一根针扔到地上，全家人在地上找，我还真找到了。妈妈说：“这屋子太亮堂了，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群众会上，人们都在议论新安上的电灯，有人说：“太神了，一拉绳，嘎巴一声，屋子亮了。”

还有人说：“开着电灯睡不着觉，眼皮是红的。”

大队党支部书记坐在讲台的桌子后面趁机说：“大家好好干吧，这才刚刚开始，等实现了共产主义，我们就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

庄稼人对那种生活特别向往，战天斗地的信心高涨。

如今，全村已经没有土房，都是窗明几净的水泥平房，电灯，电话，电视，电脑，手机一应俱全，村街上奔跑着小汽车，广场上响着村民们跳舞的音乐声。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想以前的艰难岁月，感慨万千。

载《文史天地》202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