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崇尚“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年青人为了能走向部队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还通过找熟人，托人情实现自己的心愿。1976年我18岁，决定去参军，到部队这所大学校去锻炼成长，但没有人情关系可找，只得顺其自然地去参加应征。

秋天打完场，家家墙上的广播喇叭广播了当年的征兵令，我等待大队宣布征兵通知。

过了两天，村子里还没有动静，我正跟着社员们平地，歇气的时候我耐不住，怕被检查兵的拉下，跑到大队跟我中学的同学郑海河说：“我报名去检查兵！”他在大队当民兵连长。

郑海河站在屋地上愣住了，问：“你听谁说征兵？”我说：“听喇叭。”郑海河不情愿地说：“先记上你的名儿，检查前还得征求你家长意见。”

晚上，我在西屋刚躺下睡觉，听见进了东屋一个人，跟母亲说话，我断断续续听到母亲说：“没听他回来说。”“家里没人挣工分……”嘀嘀咕咕一小会儿，那个人走了。

早晨我去上工，外号称“张老汉”的小伙子问我：“你怎么没去公社检查兵？”

张老汉叫张学志，因为家里穷，十六岁就不念书下庄稼地干活儿，人小，累得弓着个腰，村里人都称呼他“张老汉”。

我心跳了一下，有些慌，问：“今天检查吗？”

张老汉说：“郑海河刚带着于占学他们几个人走了。”

我大惊，撒开腿跑出村子，顺着大路朝公社方向追。村子离公社五里路，乡间的路上没有行人，东边的查布杆山巍峨的挺着头，远山一座连着一座。追到公社村子前，看见郑海河和几个村子里的青年正走得急。

郑海河可能听到了后面的脚步声，回头看见了我，有些惊奇，问：“你怎么来了？”

我说：“我报过了名，也去检查。”郑海河脸色阴沉下来，说：“你母亲说你们家没有人挣工分，不同意你去当兵。”

这是实情，我走了家里确实更困难，母亲虽然那么说，其实她也盼望我能当上兵，我说：“我母亲同意了，是她叫我来的！”我第一次撒谎，脸有些热，不这么做就会后悔一辈子。

郑海河不情愿地说：“那你先跟着吧，到公社再说。”

公社院子里站满了污垢满面的青年人，公社武装部陈部长站在办公室门前和几个村干部说话。郑海河带着我们几个人走到陈部长面前，报了到，郑海河还特意把我后追上来的情况跟陈部长说了，陈部长看了我一眼，看得很认真，他和在公社当副主任的大哥关系很好，大哥对我说过，我当兵的事他会关照的，他说：“先让吕斌体检，家长的事过后再说。”

体检开始后，郑海河老是跟着我，我测试视力时，郑海河站在我身边，医生指着挂在墙上的视力符号，我看得很清楚，刚想开口，郑海河抢着说：“口朝右！”我说：“口朝右！”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放下指挥杆，对郑海河说：“你出去，没你的事。”

全部检查完后，我站在门口等另外几个人。郑海河忽然从屋子里走出来，朝我大声说：“你视力不合格。”

我感到意外，问：“谁说的？”

郑海河走到我面前，边说：“我看着医生添的表格了。”

我想，我眼睛根本就没有毛病，医生凭什么乱添。我气冲冲地朝测视室走去，到屋门口，陈部长从屋子里走出来。他看见我愣了一下，说：“我正找你，来，重测一遍视力！”

陈部长带着我走进测视室，在三个医生的监督下，我重新测一遍视力，三个医生相互点点头。

回到村子里，我依然跟着社员们干活。这天上午，正跟着社员们平地，老远看见大队会计齐志才踩着满是坷垃的土地朝我们走来，他是我们村七个高中同学中的一个，他猫着腰，迈着大步，显得裤裆很大。他走到干活的人群，不理别人，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来了两个当兵的，在大队等你，你回去一趟。”

我在社员们羡慕的眼光中跟着齐才才朝村子里走去，我们走得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前面的齐志才低着头看着脚下的地坷垃，挑着地方走，说：“通知来了，咱们大队你和于占学合格了，明天去旗医院体检。”

我跟着齐志才走进大队办公室，大队党支部书记于贵德坐在炕上，他叼着烟袋吸烟。办公桌旁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面孔很和善，是个军官；炕上头朝里躺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军人，正睡得香。齐志才指指我对军官说：“这就是吕斌！”

军官站起来，瞅着我笑了，介绍了他叫啥。我心跳得慌，没听清他的名字。军官伸出手来，我机械地和军官握了手。军官问我：“愿意当兵吗？”

我拘束地抓着衣裳揉搓，说：“愿意！”

军官笑容可掬地看着我说：“当兵苦哇。”

我说：“我不怕吃苦。”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想，再苦也就农村这样呗。

军官笑了，他好象很满意我的回答，说：“这次征的是炮兵，一颗炮弹上百斤，你扛得动吗？”我说：“没问题，我能扛得动三百斤麻袋呢。”

军官对于贵德说：“我们这就去吧！”

于贵德盯着炕席点点头。军官走到炕前拍拍睡觉的士兵，说：“嗳，起来，走了。这小家伙，太累了。”睡觉的士兵爬起来，揉着惺松的眼睛。

我跟着两个当兵的和于贵德朝我家走，街上有人看着我们，都是羡慕的眼光。进了我家院子，母亲正站在院子里拎着猪食瓢畏猪，看见大队书记陪着两个军人走进来，这个祖辈没有过的荣耀，慌得母亲手脚没处放，嘴唇干哆嗦说不出话来。我随着来的人进了屋，母亲屋子里屋子外转，半天才想起该给军人端旱烟盒、找火柴，吩咐我去外屋点火烧水。

我到园子里抱进屋柴火，刷锅，边听屋子里说话声。军官说：“你要舍不得，我们就不带他走。”

母亲说：“同意同意，在村子里没人瞧得起他，高中的书也白念了，当兵大小也熬个职位。”

军官说：“部队没有那么多职位，吃完苦还得回来当社员。”

母亲近似央求地说：“你培养培养他，当个班长也行啊。”我越听越来气，就装作进屋找火柴，给母亲使眼色。母亲只管说，不瞅我。我忍不住，说：“妈，火柴呢？”

军官看看我，说：“你要烧水呀？别烧，我们不喝水，说几句话就走了。”

军官和士兵走出我家，我跟着他们到了大队办公室，军官对于贵德说要直接去旗里，于贵德百般挽留，两个军人还是走了。我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口，于贵德站在大门口朝两个军人走的方向望了半天，才朝大队屋走来，进屋盘着腿坐在炕上。我要去田里干活儿，郑海河从外面走进来，对我说：“去县里检查兵按规定一个人一天大队给八元伙食补助费，你那份钱于占学支走了。”

坐在炕上的于贵德说：“两个人怎么也得检查上一个！”

我心一动，看于贵德得意洋洋的神态，其中有含义，难道他做了手脚，我已经被淘汰了？要不他咋说能检查上一个呢，一个就是于占学呗！

各公社参加旗里体检的青年住在旗招待所里。我和于占学分在一个屋，体检是在第二天。我早晨到招待所就没看见于占学，到了天黑仍然没有看见于占学。我饿得不行，钱又于占学拿着，我攥着妈妈给的两元钱，舍不得花。招待所的电灯亮了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饿，就到街上夜卖店买了一斤点心，回到招待所里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很晚了，我困了，铺被子准备睡觉。这时候，于占学推门进来了，他满面红光，好象刚吃过饭。我问他：“去哪儿了？”

于占学带搭不理地说：“洗个澡，又在馆子里吃点饭。”他埋头整理被子，不敢看我的样子。

我这才想到我身子很脏，检查时要脱衣裳，医生还不笑话我，我说：“我也洗个澡去。”

于占学说：“去吧，给你三毛钱！”于占学从兜里掏出三毛给我，我接了三毛钱，匆匆地去街上的澡池子，澡池子门早已经关了，我返回招待所。于占学已经睡了，我把三毛钱放到他枕头边，轻手轻脚上炕睡了。

早晨，我被哗啦、哗啦声惊醒。我睁开眼睛一看，于占学在洗脸。我忙起来洗脸，于占学擦完脸要走，我怕他吃饭扔了我，对他说：“等一会儿，咱们俩一块吃饭去！”

于占学说：“早晨别吃饭了！”

我说：“我挺饿的。”

于占学说：“吃饱了心慌，医生会说你有心脏病。”

我没有体检经验，于占学这么一说，我想，也可能吧，那就别吃了。

我洗完脸，到招待所服务室看看墙上的挂钟，离体检还差十分钟了。我憋了泡尿，忙往厕所跑，进了厕所，边解裤腰带边往里边走，看见一个人蹲在第三个便洞上，边拉屎边捧着一包大馃子大口大口地吃。我大吃一惊，是于占学。我火气立刻涌上来，原来这小子上厕所偷吃东西，让我饿着，他够坏的了，我说：“你偷吃大馃子，让我饿着！”

于占学脸红了，惊慌地说：“我……我饿了！”我还想损他几句，院子里响起了集合的哨子声，于占学看着我的脸色难看，把剩下的几块大馃子递给我，说：“剩下这些你吃吧！”

我看一眼大馃子，咽一口唾沫，想吃，时间来不及了，我往外急急地走，于占学讨好地对我说：“你不吃，往哪放？”见我不理他，他在厕所里边撒目一遍，把大馃扔进了便洞。

我们在去过我家的那个军官的吆喝下，排好队，朝医院走去。清早有点冷，小镇的街上行人稀少。我肚子空空的，脑袋有些迷糊，晃晃悠悠地跟着队伍来到了医院。第一科检查是内科，我们站在走廊里，屋子里的医生叫一个人进去一个。叫到我的名字，我进了屋，是个男医生，他用听诊器在我胸前听时，我感到心跳得特别厉害；医生瞅着我，不高兴地说：“你慌什么？心跳超过一百二十下了。”

我乞求地说：“我控制不住。”医生警告我说：“越害怕越检查不上。”

我努力放松，可是，心不由已。

医生很不高兴地给我检查完了，我本想看看医生在我的体检表上写了什么，我边系衣扣边磨蹭着不走，医生并不往表上写，看着我系衣扣，边催促我说：“快点，系完衣扣出去。”

我只好系好衣扣走出屋子，我想，他准往我的体检表上写不好的东西，要不他非等我出了屋再写干什么！我走出门口，看见陈部长从走廊那边走过来，他身边跟着那个去过我家的军官，他们两个看着我微笑，陈部长问我：“怎么样？”

我担心地说：“我心跳得厉害。”

陈部长皱起了眉头，军官关心地问我：“你平时心跳得厉害吗？”

我说：“平时不，今天身体发虚。”

陈部长看着我安慰说：“别紧张，你没事，能检查上。”

我想还是告诉他们吧，我说：“我早晨没吃饭。”

他们两个愣了愣，陈部长问：“你为什么早晨不吃饭？”

我不想说于占学坏话，那样容易引起误会，以为我在扒踹竞争对手，我又说不出别的。陈部长说：“快，去馆子吃点饭再来检查！”

下一科的医生站在门口叫喊我的名字，我看看陈部长，只好朝那个科的门口走去。

于占学始终在我的后边体检，我不明白他的体检表怎么就凑巧放在了我的后面。我从每一个科出来，等在外边的于占学就凑上来和我套近乎，问我体检过程；我想，他是在招待所偷吃东西惹我不高兴，故意来和我套近乎，我也就不冷不热地告诉他体检过程，心想，就凭你这个不到一米六五的小矮子，再诡计多端也混不进部队。

到了外科检查，我和于占学一起被叫了进去，脱了衣裳后，于占学量了身高，医生就叫他穿衣裳出去了；对我的检查却挺仔细。

最后一科是政审，陈部长说，进过那屋的，基本就定了，没被叫进去的，也就是说不行了，肯定前边哪一科检查不合格。

一个又一个人被叫进政审室，我和二十几个人坐在走廊上的椅子上等着；等着的人都明白，被叫进去的可能性不大了，因为后检查的人都被叫进去了。前边检查的人没被叫进去说明前边检查时身体的哪个部位有毛病。

于占学也没被叫进去，这让我稍稍有一丝安慰。

检查完了，陈部长在走廊上宣布：“经过政审的人留下，没参加政审的人可以回去了！”

落选的人垂头丧气地顺着走廊朝门口走，我随着人流少气无力地走。精神不紧张了，心也不跳了，我这不是个孬货吗！我从陈部长面前走过时，陈部长塞给我一元钱，小声对我说：“你去馆子吃点饭快点回来！”

我愣了愣，立刻明白了陈部长的用意，我飞快地朝街上的馆子跑去，冲进一家饭馆，我把一元多钱都花掉，买了三碗半面条吞下去，兴冲冲地返回医院。

陈部长和那个军官在医院门口等着我，陈部长拿着一张体检表扬着对我说：“跟我来！”

走廊上只有零星的人，体检的青年们一个也看不见了。陈部长和军官带着我走进内科室，屋子里只有一个女医生，她正在脱白大褂，可能准备下班。屋子里已经暗了，电灯亮了。陈部长对那个女医生说：“我们这个小伙子哪样都好，你们检查他心动脉有二级杂音，平时他没有这个病，麻烦你再给他检查一下！”

女医生不情愿地接过去表格看看，说：“这是马大夫诊断的，你们得找他去！”

陈部长说：“是你诊断的，你给复查一下吧，这个村有好几年送不出去兵了。”

女医生说：“不是我，这上面有签字，你看。”女医生让陈部长看表格。陈部长看了表格说不出什么。女医生问我：“你记得谁给你检查的吧？”

我如实地说：“是个男医生，四十多岁，我不认识他。”

女医生刚想跟陈部长说什么，陈部长说：“马医生回家了，你给复查一下吧！”把表格递给女医生。女医生犹豫着说：“按规定马大夫检查的我不能改……我给你们复查一下吧，如果确实没有这个病，我写个意见，你们找马大夫改。”

陈部长高兴地连连说：“行行行！”

女医生转脸对我说：“你坐到床上！”

我坐到床上，解开衣扣儿。女医生用听诊器听听，说：“有点。”

军官说：“有点没关系，你给改了吧！”

女医生边从脖子上摘听诊器，边说：“我说过，你们得找马大夫改。”

军官说：“那你写个意见吧，我们去找马大夫。”

女医生摘下听诊器，开始脱白大褂，说：“他有这个病，我不能写什么意见。”

陈部长和军官都呆呆地看着女医生。我的心也凉了。女医生脱完白大褂，拉灭了灯，说她下班该走了。我们只好朝外走，陈部长叹着气对军官说：“本来没病，一复查他们就起疑心……”

军官笑着拍拍我的肩，安慰地说：“小伙子，别泄气，明年我来接你。”

我望着军官，失望的同时，也满怀着期待，但我知道，他来接我的可能性不大，明年他干啥他都说不准，更何况我明年不知道有什么变化。

第二年全国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乡村中学当老师，离开了农村，再也没有当兵的机会，成了一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