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稿纸  载《红山晚报》2016年12月13日作者吕斌 编辑 李文宏

用电脑写作之前，写稿子都是用有格的稿纸写稿。我写文学作品和新闻稿件都必须先打草稿，修改好后再用稿纸抄写清楚，寄给编辑部，我打草稿有一个癖性，必须用无格的白纸，字必须写得又小又密，一页十六开的白纸不少于一千五百字，否则我就写不了文章，别人对于我这种天书式的拟稿法大为不解，问我是出于保密还是稿纸太紧张？

原因说出来可能让人意外，我用有格的稿纸打不了草稿，我觉得稿纸容量太小，那么稀拉的格子好像面积太大，我把握不了，思路也乱纷纷的。这和我的经历有关，1975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一说，上大学都是推荐制度，城里的高中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农村的初高中生回乡劳动，我家是农村的，就回到了自己的村。白天下田干活儿，早晚在家闲暇便想寻点事做，书读多了就想写书，写书需要纸，那种年月家家都穷，买不起纸用来写稿子，我家也一样，我就将念书时剩余的本子用来写稿，本子用完之后，就用本子背面和书页四周空白处，然后就是在顶棚、糊门纸上动心思，只要弄到巴掌大的一块纸，我都能反而正面挤着写一篇文章，只有抄稿子才肯花钱买白纸。关于稿纸，那时候我不懂稿子要用稿纸抄，再者，一个工日值两仨毛钱的日子，用稿纸抄写稿子也太奢侈了。

    这是在农村最初写作时抄写的稿子《春芽》最后一页。

抄写错了用纸片贴上改的原稿

后来我在大队当了农业技术员，大队发给我一叠白纸做试验地记录。我接过纸时，心跳了好一阵子，那时候商店很少卖这种贵重白纸，都是发黄的毛头纸，一般人也使不起这种白纸，我好像在集体里得到一份丰厚的补助钱或者补助粮，我节省着用，结余的纸就抄稿子，每次用这种纸抄稿子都觉得对不起乡亲们，平白无故占了大家便宜，尽管那时候粮食紧缺，乡亲们对于纸远不如对粮食那么感兴趣儿。

1978年我在赤峰师范学校读书时，在《昭乌达报》（现在的《赤峰日报》）上首次发表一篇通讯，收到两元稿费，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买纸！，当我从商店拿着一叠纸走出商店门口时，我像发了一笔横财，满足得一口接着一口咽口水。

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中学教学，业余时间写文学作品和新闻稿，写新闻稿最难的是抄写。每一篇新闻稿都要抄写五份，分别寄给旗广播站、市日报、电台、省日报、电台。一篇新闻稿打出了草稿，修改满意了，就要分别给上级新闻单位抄写，那时候基层通讯员抄稿都是用复写纸，正常的稿纸只能复写三份，只有那种特制的薄稿纸才能勉强复写五份，第五份很模糊。我所在的中学没有薄稿纸，我就到旗委宣传部或旗委办公室找熟人要，这也是难事，所以把稿纸看得很珍贵。

写作的人都喜欢在高一级的新闻媒体上发表稿子，所以就把清晰的页寄给高一级的新闻媒体，比如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再就是市报、市台，最底下最不清晰那份寄给旗广播站。旗广播站年年召开全旗通讯员学习班，哪次班上广播站长都不满地说：复写稿件一次最好抄三份，抄五份最底下那份看不清；如果你图省事非一次抄五份，那你抄得时候就要使足力气，并且最底下那份寄给别处，最上边那份给咱们广播站，俗话说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嘛！

现在听来广播站长说那番话不可思议，他那时可是发自肺腑的。因为抄写稿件非常难，一般人不往国家级媒体寄稿件，只有认为特别好的稿件，才另外抄写，寄给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

开始学习写稿，写错了字随便一抹，显得很乱。后来发现老通讯员错了字，把错字抹成方块，显得很清晰，再后来看见老通讯员剪小纸片把错字粘上，再在小纸片上写上正确的字，显得更清晰。自己也跟着学，每次抄写稿子，桌子上都准备下浆糊和一页白纸。这种改正错字法非常费事，剪纸、抹浆糊、往稿纸上贴、晾干，写上正确的字，抄写五份，一个字就要折腾五次。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从上小学的女儿那里发现了改正纸，这种改正是现成的方块，和格纸上的方块一般大，纸上自带胶，往错字上一粘就行了。我像发现了新大陆，用欣喜若狂表达我那时的心情一点不过，这种改正纸解除了我的一种繁琐复杂的劳动，发明改正纸的人太伟大了，他使我弃掉了浆糊、备用纸和剪刀，方便省事。我感叹：社会在发展啊！

眼下我坐在电脑前敲击着键子，就会想到昔日坐在乡村中学或家里饭桌旁抄写稿件的情景。几十年弹指一挥间，透过我写作方式的变化，我看到了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