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里，坐在安静的书房中，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户射进来。我翻阅着桌子上堆着的旧信封，一行一行各种各样的字迹，带我走进了昔日岁月。

    最早的编辑来信是《辽宁文艺》，那时候我高中毕业在农村劳动，刚刚学着写小说，只知道《辽宁文艺》这个刊物，寄给他们的小说如果不被采用，都一篇不少地退回来，每封退稿信都写得情真意切，字里行间透着对一个作者的鼓励和企盼。对文学的理解和对外边世界的了解，我是从那时开始的。人生中的任何第一次都会留下深刻印象，我对《辽宁文艺》也是终生难忘，尽管它早已改刊名叫《鸭绿江》了。

    接下来的旧信最多的是《天津日报》，大多是王道生老师写来的。那时候他在《天津日报》（农村版）的文艺编辑，我和他相识也是因为小说。1980年我赤峰师范学校毕业的第二年，在天山一中教学，我写了一篇小说《嘎娃》，寄给了《天津日报》，时间不长，我收到了《天津日报》一封信。那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备课，一个办公室里的七个老师都在备课，因为他们都是老教师，其中还有我在天山一中读书时的班主任，我在他们当中有矮一头的感觉，很少和他们说话。当收发员抱着报纸信件走进来时，她把那封信扔在我办公桌上，我捏捏信封，不像是退稿，拆开一看是一张报纸和一封信，打开报纸看见我的小说印在上面，我的心剧烈跳起来，我见老师们都在看新来的报纸，就控制着激动的心情，走出办公室回到宿舍，兴奋得连跳几个高儿。那是我第一次发表小说。信是文艺编辑王道生写来的，话语不多，但我却像读到了千言万言。随后我又在《天津日报》和农村版上发表了七八篇小说，王道生这个名字也永久地存留在我的心中。

    在保存下来的编辑来信中，如果写出每个编辑的名字，可以拉很长一串。对于别人来说，这可能是个杂乱的名单，而对于我来说，每个名字都非常清晰，对我的生活产生过影响，对我的生命轨迹起过导航作用。翻看着这些信，我的脑海就出现了每个名字对号入座的情景，每一个情景都是一个故事，把这些故事串连起来，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一部百看不厌的电视连续剧。

    当我翻看到《北京文学》兴安先生的一封来信，就想起了我的小说《辘轳绳》在《北京文学》发表的过程。那是1991年夏天我到北京学习，有一天我到《北京文学》编辑部看望兴安，《北京文学》在一所中学的一个小屋里，屋里很乱，办公桌相互挨着，我们说话还得压低声音，以防影响别的编辑，说话中，旁边的乒乓球案子还来几个小学生，说要打乒乓球，让兴安撵走了。我和兴安先生谈了文学，他谈了对我作品的看法，他刚看完《小说月报》转载过我的《辘轳乡》，希望我也给他写一篇类似小说。我回到单位后，赶上集体挖树坑，我利用早中晚时间写了《辘轳绳》，寄给了兴安，他很快来了信，通知此篇小说发表在《北京文学》1991年11期上。

由于写作的原因，早些年和别人联系，我喜欢写信。信能用绵绵细语把要表达的意思详尽地表达，把复杂的情感用适当的辞句说出，行文可以从容、沉着。在保存下来的信件中，很多是这种联系方式的结果。如今通讯技术的进步，电话替代了信件，通话变得直白而没有感情色彩，交流变得淡漠了，人和人的关系也疏远了。我和外界的信件往来，也变得日渐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