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正上班，我的手机响了,接听,传来一个粗喉咙大嗓门儿的男子声音：你快到市医院来一趟，我昨天到这儿的，找不上头去，住不上院！我听着这个声音这样冲，很是耳熟，又想不起来是谁，问他，他说了名字，我愣了愣，才猛然想起，是我生长的赤峰北部那个村儿的一个农民，他比我小几岁，因为没啥来往，所以跟他不熟。他这么急地找我，一定是急病。我离开单位，匆匆忙忙往医院赶。

我们单位离市医院只隔着两条大街，我很快到了，在医院门口我见到了那个一身尘土东张西望的农民，他慌里慌张地对我说，他昨天就到这个医院了，他孩子得了紫癫病，听到邻村一个孩子在这个医院治好的，就慕名前来，这个医院楼层多，科室多，他找不上头去，快晌午了还没给孩子看上病呢，想起了我，就给乡下我的哥哥打电话，问明我的电话，就给我打。

我领着他到门诊看病。在门诊室这个农民渴了，拿起医生桌子上的茶杯要喝水，医生抢过去杯子，说你不能用我的茶杯，农民说：我不嫌乎你脏，跟医生抢杯子，医生拿着杯子躲闪着，坚持不让他使，我忙拦住农民，心里话，不是人家怕你嫌乎，而是人家嫌乎你。我到别的屋找来一个输液用过的瓶子，到卫生间灌一下子凉水给农民，他一口气把一瓶子水全喝了，他是渴急猴了。喝完他喘着气对我说，从昨天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着，我心中感叹，农民到城里看病太难了；另一个件事是办理好住院手续后，要到楼上的住院部，电梯打开后我随着人流走进去，那个农民随着我走进电梯，突然他又慌忙退了出去，并大声叫我：快出来，这屋没有窗户和门，关上这个门憋死在里面。电梯里的人都笑了，我脸上很热，解释说这是电梯，关上门后往上走，到楼上住院部这个门就自己打开了。他战战兢兢走进来，关上门后他慌张地四周看，恐惧地说，没什么事吧？到楼上门打开他第一个跳了出去。

有的住院病人让我无可奈何。有一天，楼下的一个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你的妹妹找你。我奇怪，我只有一个妹妹，在市电台上班，她知道我在四楼，怎么会到别的屋找我？我说，让她上来吧，我这样说也觉得反常。那个同事说你妹妹要跟你说话，电话里传来一个急切的声音：哥，我是某某某，我们老二手指头让车砚断了，来市里住院，找不到医院，你帮帮我吧！我隐约记起她是我们邻村的一个妇女，南北村住着相互认识，她比我小几岁，叫我哥也是合理，我说你等着我这就下去。我领着她到医院她给孩子住上院后，也到了晚上，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上班很忙，九点多钟医院打来电话，问明我是谁后，对方说我是给你妹妹孩子看病的医生，要给你妹妹孩子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你妹妹不签，说是等你来签，我问医生非得我签吗？他说需要家属签，你来也得孩子母亲签，我问那还要我去干什么？医生说你不来她咋说也不签。

没办法，我请了假就往医院跑，边跑边心里郁闷，一个签字也得我往医院跑。到医院那个农民对我说，医生说手术可能要出现别的情况等等，她怀疑医生不给好好做手术，是不是给红包？我说医生告知病人时都把出现的意外情况跟家属说，那是例行公事，这种小手术不会出现意外，不用给红包，我好说歹说她才签了字。晚上我到医院看做了手术的孩子，孩子对我很亲热，说起他爸爸怎么没来，他说他爸爸没文化，不敢到城里来，有一次他作业没写好，老师批评他说：你得好好学，不能再像你爸爸那样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分田时村长让你爸爸签个字，你爸爸不会写“李起”，写成“李走”了。

我帮助过住院的人也有没走出医院的。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听到走廊上有人打听“政委”时，我心一动，这个称呼耳熟，我走出屋，看见一个农村妇女领着个孩子问我的同事，她看见我微微笑了，我把她让进屋。我在家乡小镇工作时，在小镇的医院做过一次阑尾炎手术，同病室的人都是乡下人，其中这个妇女给她住院的妈妈陪床，我当时在旗政协工作，她不懂政协是什么意思，但她在电视上看过政委，就叫我“政委”，我纠正她不听,我只好让她那么叫。这个称呼只有我听着有一种感应。当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次她是第一次到镇子，她母亲要出院时，她说到街上逛逛，看看城市啥样。回来后她问我，有个地方好几层楼，人出出进进的，她上到四楼也没有卖东西的，那是什么商店？我经过详细询问，告诉她那是“宾馆”，她问我宾馆是干什么的，我解释她听不懂，我说：“你知道早些年的大车店吗？就是大车店！”她恼了，骂道：“大车店你就叫大车店得了，还浪张屎气地叫啥‘宾馆’，你们城里人真恶心人。”她是我老家邻乡的农民，孩子得了白血病，到市里来住院，在这个城市没有亲戚没有认识人，就打听着找到我，我帮助她住上院后，晚上到医院看过两次，过些天她孩子死在了医院，她回家前到我家告别，跪下哭，说她非常对不起孩子，没能借到更多的钱到更大的城市把孩子病治好……像她这种情况，我经历了好几起，住院时急切和盼望，离开时人财两空，让我对活着的人揪肠挂肚，对死去的人无限地感叹：人生就这么复杂也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