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案已经有了结论，是冤杀，制造这起冤杀案的专案组负责人已经被抓走；于英生的案子得到了昭雪，都是司法进步的信号，但就是这种进步的代价太大了。聂树斌案也将要重审，结果很可能是一起冤杀案，如果结论同呼格吉勒图案一样，同样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

公众对被冤杀的人悲伤、同情，对制造冤杀案的人愤怒、声讨，情理之中。

想象一下，呼格吉勒图、于英生、聂树斌在什么样的酷刑下才招供的，那肯定是难以忍受的折磨；而逼供的人又是怎样的狠心实行酷刑，有同情心的人是不会做出那样残忍的事的，这就是公众一口同声地声讨逼供人的原因，也是强烈要求惩办逼供人的原因。

但是，沉下心来想一想，逼供的人为什么下的了狠心？他和被逼供的人没冤没仇，为什么下得了“毒手”？

冯志明等人……当年的神探，正义的化身，现在变成了十恶不赦的魔鬼，好像他们从来就不曾是好人。

凡事都有个来龙去脉。当年法律没有现在这样健全，对于逼供的行为也没有今天这样明确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在严打期间，要求办案人员从快从重处理，对于命案的破获也有时间要求，这本身就不科学。且办案时没有今天这样的条件，比如没有监控，没有DNA检测等。要破获一个没有头绪的案件，可以说难上加难。为了让上级满意，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破案，只能抓住一切看似是线索的机会进行逼供，以让嫌疑人招供，况且，那时候还没有疑案从无的理念，这就容易造成冤案。

在当年那种情况下，考验着每个公安人员的道德，是为了进级得奖升官，讨好上司？还是凭良心办案，宁可被上级斥责甚至被认为无能，排挤出刑侦队伍，而不对嫌疑人进行非人折磨。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人的本性，很难在这种诱惑和灾难面前做出抉择。制成冤案的人，都是选择了后者，冤案暴露后为自己失去良知的行为付出代价。

被冤屈的人值得同情，而制造冤案的人，也是时代的牺牲品。执法者勇于承认错误，并对法律加以修改，且对制造冤案的人加以惩罚，值得欣慰。

以法治国，让民众心扉豁然开朗。法律制度健全，办案的条件十分充裕，而办案的人也吸取了前人的教训，以证据定论，不会再对嫌疑人进行逼供。被冤屈的概率几近于无，而办错案的可能性也基本不会再发生。这是时代的进步，是民众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