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十八岁时的故事

吕斌 

1975年暑假，我和村里的七个同学高中毕业回到了村子，本来老人供我们念书，都有一番指望，或是升大学，或是找个工作，或是升个官，或是……总之，希望是没有边际的。庄稼人受够了累，对孩子有点指望，不算是过高要求。但是，那时候上大学靠推荐，当兵也得走后门，农民也不许出外打工。所有的希望破灭后，便把眼光落在了村子里，念一回书，没派上大用场，在村子里找个事由，老人心里也踏实一些。在村子里有点权势的开始活动，没有权势的开始摆酒桌，于是到了秋季，我的六个同学都有了事由：当了大队会计、民兵连长、小学教师、拖拉机驾驶员、代销店代销员、大队图书管理员，只剩下我。

是的，只剩下我一个呆子。

母亲是个老实的农村女人，围着锅台转一辈子，见了干部都胆怯，更甭说到外面办什么事了，见我天天下工到家一身尘土就愁眉不展，就唉声叹气：“这书算是白念了，请请姚书吧！”

我两手兜住后脑勺躺在行李上，两眼直直望着屋顶，请，倒也行，可是书记来了，怎么跟人家提这事？我们家族没出过能说会道的人，请来没有人会说话，人家一抹嘴巴，走了，不是让人白吃一顿！

冬天在沉闷中度过去了。那一冬，我受了不少累，母亲犯了不少愁，全家人为我叹气。

春天，小草萌生，大地开化，真还有一件喜事降临到我头上。我浇完地回到家，把沾了泥水的衣裳脱下来，坐在院子里用劲搓洗。两个姐姐出嫁了，两个嫂子分着过，母亲年老体弱，洗衣裳我已经习惯了。压碾子的母亲端着一簸箕面走进院子，面带笑容，说：“吴金贵让我告诉你，大队让你去一趟。”

瞧，母亲高兴得步子都深一脚浅一脚的，“大队叫”在我们家庭里没有过，不是念了几天书，大队八成也不会叫，母亲能不高兴吗！

我甩着手上的水珠儿进屋穿衣裳，站在镜子前，眼睛望着空白处，脑袋麻木。妈妈进屋给我扣衣裳扣子，前后左右抻着衣裳，说：“到那儿好好说，别顶人家，啊！”

我心神不安地到了大队，队部屋只有三个人，韩春冬——一个家境贫困的小子，上有两个三十多岁的光棍子哥哥，下有两个放驴的弟弟，不看他那一身补钉衣裳和露脚趾的布鞋，只看那没洗的脸和嘴角的白沫，就能断定他有多高文化；他坐在门口旁的长条凳子上，朝我傻笑笑，搓着手。吴金全，精明人家之子，绿布上衣虽然干净，可是太小，青布棉裤露出一截，裤腿上粗下细，像似圆锥，明显地揍受过；他朝我讨好地笑笑，朝他身边椅子看看，算是让了座。这两个人都是我下届学生，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便下来了，我向来瞧不起他们。

我坐下，面对炕上坐着的那个人，他五十多岁，胖且矮，叼一杆烟袋，抬动大眼皮瞭我一眼，一言未发，让我心战。他便是我们村的权威人物，大队党支部书记、人称“姚小个子”的姚贵德，他斗大的字不识一口袋，可人精明，到公社开会，别的队干部都有个小本本，记录会议内容，他只管叼着烟袋抽烟，回到村里传达不走样，乡亲们说，他个子小是让心眼儿拽住了。

我们三个人沉默着坐一会儿，姚书记抽完一袋烟，在炕檐上磕掉烟袋灰，望着炕席说：“今个儿叫你们三个来，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你们完成，咱们大队成立个农业试验组，种子上边都给拨来了，让试试哪样高产，大队研究，吕斌任组长，吴金全、韩春冬任组员，组成试验小组。”

我早就听说了，公社大队都成立了农业试验小组，试验哪样庄稼打粮多。后来听人说，只所以让我们三个干是有考虑的，韩春冬家穷，人又憨厚，本质好；吴金全聪明，是优秀团员，试验组首先得保证政治可靠；管有政治性没有知识性也不行，核计来核计去，决定让我这个回乡知识青年任组长，指导技术，一个试验组没个有文化的人不行啊！

东北的春天来得迟，风儿懒洋洋，人也懒洋洋，上工的路上，看吧，都拖着懒散的大腿，当地有句口头禅：春困秋乏夏打睏，我想，人们这样都是累的，应该躺在炕头大睡三天才是。大队对我们试验地下了大力，给了一块最好的地，北靠一眼机电井，南边是一条河，西边是一条通向公社的大路。我想，渴了有水喝，热了有阴凉，回家有大路。种地那天，小队给了三副犁杖，我根据事先画好的播种图，韩春冬念种子名，我守着种子袋，一个信封一样种子，韩春冬念哪个种子名，我就给撒种子的吴金全哪个种子。

撒种子的吴金全对于他的职责很不平：“你们俩可干正了，念一个种子名，腰都不弯，咱们得轮班撒种子。”他跟着犁杖撒籽儿，唠叨个不休。

韩春冬抱起膀子，笑眯眯望着他，一副得意的样子。他初中毕业在大田里跟着社员卖力气，捞到这么个好事由，好似升了大官。

我站在地头守着一堆种子袋儿，看着三副犁杖在地里慢慢地走，在这静静的田野上，敲打点葫芦的声音传得很远。我站累了，坐在种子堆旁昏昏欲睡，高中毕业，在村子里也是大知识分子了，弄这么个小头目，太寒碜了，看看我高中毕业的同学，都扬眉吐气了。临毕业时大干一番的雄心算是破灭了。

吴金全撒完一根垅，到我这儿拿了种子袋儿，去跟韩春冬争：“给你，该你撒一会儿了。”

韩春冬不接种子，抱着播种图往后退，说：“去去去，这就是干这个的，你气不得。”

吴金全不平地说：“哈，香营儿都让你占了，抓傻瓜也得睁睁眼。”

扶犁杖的老农在地头回了犁，插好了犁杖，等着吴金全，见两个人争，就说：“得轻快还想轻快，大田干时你也没说累。”

吴金全还想争，望望远处大路，忽然动了气，说：“真是的，撒，还能累死！”他脱掉外衣，只穿红艳艳的线衣，好象要大干一番，显得很卖力气。

韩春冬更加得意，忍不住地嘻嘻笑，望我一眼，忽然想到还没念要种的种子，拿起我写的那个本子，一本正经地念道：“小红米占高粱。”

我看着堆在地上的种子袋儿，没有这个种子，也想不起来有这个种子，吴金全走到我面前，伸手要这个种子，我蹲下趴拉信封做的种子袋，不见“小红米占高粱”。扶犁杖的农民等着我，韩春冬和吴金全瞅着我，我更加着急。我问韩春冬：“你是不是念错了？”

他看看我画得播种图纸，说：“没错。”

“给我。”我接过图纸看看，好笑，说：“这不是小红粘高粱吗！”把图纸递给他。

吴金全接过去种子，各打四十大板地说：“你写得不对，他又不认识字，你们俩纯是混事儿。”

有人在我身后说：“这太误工了，事先该找出来。”

我吓了一跳，扭头去看，姚书记背着手站在我身后，一脸不高兴，他什么时候来的？哦，我说刚才吴金全和韩春冬争半道不争了呢，原来他看见姚书记来了。我不大情愿地站起来。

姚书记绷脸问我：“这么种法得多少天种完？”

我望着田，盘算着说：“五天……差不多。”

吴金全反驳说：“还五天呢，三天就能种完。”

“那你们就三天种完，大田等着用犁杖呢。”姚书记说完朝地里走去。

吴金全这小子，自找罪受。我开始筹划三天种完地。

晚上在群众大会上，姚书记站在前面，背着手煞有介事地说了下面一段话：“试验田刚种地就出现了一些问题，组长懒懒散散，种子名都写错了，有什么种子也没个数，组员更是稀里糊涂……”

社员们都把眼光集中到我和韩春冬身上，我俩都埋着头。吴金全高扬着脑袋，像个得胜的公鸡。

到了夏初，社员们忙着耪大田，没人过问我们试验田，我们三个人便自由自在地耪试验田。我总是随社员一起出工，到地里不见吴金全和韩春冬，我独自耪地。我们三个人的工分都是生产队长给记，他们两个不怕我生气。

我耪到半截垅，日头高了，天气热了，猛听到前面的树林子里传出一阵笑声。我望过去，吴金全和韩春冬在树林子里，韩春冬爬上树杆，吴金全在下面对韩春冬指指点点，准是掏鸟。我不管他们，生气地继续耪。

我耪到地头，日头高了，天气更热了，我有些乏，远处大田的社员们还在耪，社员就是靠日头。我想再耪一根垅歇头气活儿。远处大路过来两个人，是大队书记陪同公社书记来看地。我犹豫了，我独自耪，有买好的嫌疑，我放下锄头坐在了树荫下。

吴金全和韩春冬在树林子里追逐，争抢一只鸟。忽然，吴金全急慌慌拖着锄头跑出树林子，哈下腰就耪，一锄紧似一锄，干得欢快。韩春冬扛着锄头来到我身边，摆弄着鸟。我不满，说他：“咋才来？”

他说：“谁才来呀？我来的时候你还没影呢！”

我问：“你啥时候来的？”

他说：“喇叭广播报纸和山药节目时。”

蠢货，我说：“啥报纸和山药节目，那叫报纸和摘要节目。”

韩春冬不和我争，看着吴金全骂一句：“须子匠。”摆弄鸟，鸟凄惨地叫，我说：“你祸害它干啥！”韩春冬拿起鸟朝吴金全扔去，那只鸟被扔出一段后，趁机飞上了天空。

吴金全已经耪到了地那头，和两个书记说什么，朝我们俩比划。韩春冬愤愤地说：“那个须子匠告状呢。”书记顺着大路走了，吴金全扛着锄头兴冲冲地走来，唱着：“马跑猪飞一溜烟呐。”

这是我们村子里唱二人转里的一句唱词，我嘀咕：“是马跑如飞一溜烟，整成马跑猪飞了。”

趟地的时候，我们犯愁，大田用两头牛拉的犁杖，试验田全是试验的种子，垅的大小不一样，像大田那样插上犁杖通到地头，还不把苗连根拔。和队长商量，决定用一头牛拉的犁杖，两个人牵牛，我扶犁杖，趟的时候随时启犁、插犁。队长在牛圈里给我们挑了一头公牛。这是头小牛，黄毛，两只大眼睛不规矩地转动，尾巴甩来甩去。韩春冬牵着它来到地头，它鼻吼发出低沉的闷闷声。我从小没和牛打过交道，怕得很，不敢靠近它。吴金全说：“这牛，看着不像老实货。”

韩春冬和牲口混熟了，并不在乎，给它上了套，见我愣着，问：“趟吗？”

我说：“趟。”我扶着犁杖，吴金全在另一边牵牛，胆怯地看着牛。我插好犁杖，韩春冬给牛一拳，牛一哈腰，疾走如飞，我扶着犁杖左右摇晃，拌拌拉拉跟着跑，犁杖出来了，顺着地皮跑，我喊：“慢点慢点！”吴金全拽牛，韩春冬打牛脑门儿，牛闭上眼睛，低下头，弓起腰往前闯，一溜苗被趟掉了，两个人踩倒了几棵苗。我拼命喊：“慢点慢点！”

两个人使劲拽牛，韩春冬大喊：“插犁杖，插犁杖！”我用力往地里插犁杖，整个身子压了下去，犁铧子深深插进泥土里，牛拉不动了，停住不动了，两个人忙乎得气喘吁吁，相互抱怨，吴金全说：“你你……打牛干啥！”韩春冬说：“不打你拉住了吗？”

我喘着气说：“这牛……好孬种。”

韩春冬来气了，顺手薅一棵庄稼，用带泥的庄稼根儿狠狠地揍了牛屁股一下，牛暴跳起来，一弓腰，往前一使劲，“咔”地一声，拉断了套绳，牛顺势冲了出去，两个人叫喊着慌里慌张追上去。我坐在地上大笑。他们顺着大路追向村子，好大一会儿才狼狈不堪地回来。韩春冬说：“那牛咱使不了，队长调理咱们，给个没搭过套的生个子。”

吴金全说：“上大队告他，真不叫玩意儿。”

我们都疲了，躺在地头歇着。没有牛，谁也拉不动犁杖，我们说用镐头趟，这自然比用牛拉犁杖累得多，但我们年轻气盛，干什么都不打怵。我们回家拿来镐头，一人一根垅，咋呼着“造造”，比赛似地往前刨，谁也不服谁，累得裤子掉了都懒地提才歇气。

我们就这样用镐头把地趟完了。

每天早晨吴金全总是晚到田里，没什么活儿，我不便问他。一次，只有韩春冬我们俩坐在地头歇阴凉，我问：“吴金全怎么总是晚来？”

韩春冬说：“他说上大队看报纸。”听口气，他也不信。

秋后，证实了我的猜疑。

我们正割地，大队团支部书记骑着自行车来到地头，叫吴金全去大队，吴金全坐上团支部书记自行车的后衣架，被驮走了。我和韩春冬闷着头割地，心里猜疑大队叫吴金全干什么。

秋风在大地扫荡，庄稼人怕风捋掉庄稼粒子，起早贪黑忙。我满身汗水进家吃晚饭，吴金全的妈坐在炕上和妈说话：“大嫂子，我可不是夸我们吴金全，在试验田干得硬是头等份，这不是，大队推荐他上大学。我寻思来，社来社去，念完大学还得回来顺着垅沟跑，白耽误三年工分，不如在家挣点工分。我说他，别去！”

母亲愁苦地叹一口气，她不如吴金全妈嘴好，又贪上我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在人前总是没话可说。

晚上的社员大会证实了吴金全母亲的话，姚书记当着社员们的面大声宣布：“我们村出了吴献忠式的青年，咱们贫下中农推荐试验组的吴金全上大学，他不去，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我们再到试验田，吴金全便正经起来，总是抓挠着活儿干，时不时指指点点，俨然是派到这儿的上级大员，我这个“落套的知识青年”和韩春冬这个憨瓜，只有沉默。

当年冬天，全国恢复高考，我复习一个月考上学离开了村子。暑假我在村南的公路旁下了车，朝村子走。庄稼油绿一片，人们在地里忙，路边一片瓜地，地北头一个瓜棚，从里面冲出来一个光头的小伙子，追赶一群偷瓜的小孩子，孩子们横过土路窜进高粱地里，光头小伙子望着高粱地骂道：“兔崽子，抓住看我打断你们腿！”我叫道：“韩春冬！”

韩春冬瞅着我乐了，“哎呀，是吕组长，这家伙的，一去不回，忘了咱哥们儿了，到咱这小老百姓瓜棚坐坐吧。”

我随着他猫腰钻进瓜棚，里面铺着小麦桔，靠边垒着锅台，上面放一件羊皮袄。他拎起地上的筐说：“你坐着……”猫腰出屋。一会儿，他拎回一筐香瓜，放在地上，从棚顶拽下一条脏毛巾，扔在筐上说：“吃吧，自己包种的瓜田，随便吃。”

我用脏毛巾擦着瓜吃，他满意地看着我，说：“村里人都说你行，高中毕业时，你们那几个同学都弄个事由，就你下了庄稼地，考上学一翅子飞了，都眼馋你，都说小子有尿”。

我不好意思再让他说下去，问起了吴金全，他说：“你走了以后，我们俩又种了一年试验田，就分田单干了，他开了一个农业技术咨询处。”

这时，路东一阵自行车铃声，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庄稼地小路上驶出来，到瓜棚门口停下来，是吴金全，他照样那么精神，瞅着我惊讶地说：“是吕组长回来了！”

我答道：“嗯，你忙啥呢？”

他一脸汗渍，说：“庄稼起虫子了，喷喷药。”他自行车后面驮着喷雾器，他转向韩春冬：“嗳，毕园头，家里来人了，给咱弄点瓜。”

韩春冬说：“你掏好票子，瓜还没的是。”

“熊色，你也有求人的时候。”

“求是求，买卖是买卖。”

吴金全说：“晚上八点我来。”

“领着你娘们儿来，我少收你两个儿。”韩春冬嘻嘻哈哈地说。

吴金全说我：“吕哥，不走到家玩呀。”骑上自行车走了。

离开韩春冬瓜地，朝村子走。望着田野和前面的房舍，看着远处的大山，回忆起往事，感慨万端。想着就要进自己那个土墙土房的家了，就要见到母亲和家里人了，一股热潮涌上心头，我加快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