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荒地村》连载地址：新浪网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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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荒地村》写的是豫西山区荒地村里发生的一场不合时宜的“土改革命”，真实地描绘了当今农民的生存状况，并试图通过荒地村事件寻找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根源。
作者：董陆明
[转] 易晖：2004年长篇小说阅读报告 （摘录）
对于一段时期的文学，长篇小说可谓是体现走势、标识成绩的风向标。还在2004年岁末，即有专家评价本年度是长篇小说收成“平常”或“稍好”的年份。笔者认为，这一“平常”或“稍好”的年景，是文学的外部环境、创作队伍和作家写作状态的正常体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市场社会及其催生的生存意识潮涌而来，文学圈的一些人士曾忧惧或沮丧地预言，这是文学边缘化乃至末日的来临。今天来看，边缘化已成事实，“末日”却未必尽然。十多年来，市场社会经历了从转轨到步入正轨的过程，这也是文学在上层建筑领域“再结构化”，文学人士自我调整，学习在市场社会生存、表达和操持文学的过程。因此，2004年的长篇小说，展露出它在市场社会“尘埃落定”时所应有的面貌。
一个有趣而又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在所有文学品类中，长篇小说是最为繁荣的，称得上是日渐下行的文学事业中少有（如果不是惟一的话）的亮点。1、近年来，长篇小说的发表、出版数量一直在稳定增长，据估计已达千部，2004年又是一个高产年；2、不仅是业已成名的专业作家、签约作家纷纷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长篇创作上，更有那些初出茅庐的新手，一上来也是以长篇开路，甚至成为“专业户”级的长篇写手；3、在许多文学期刊面临发行萎缩，只能靠财政拨款捉襟见肘地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另一些刊物（如《收获》、《当代》、《十月》等）却在大发长篇小说增刊、专号，首家有独立刊号的《长篇小说选刊》也在本年度推出。
2004年，我们也有《荒地村》（董陆明）、《石榴树下结樱桃》（李洱）这样提供了独特视角和认识价值的作品。这两部农村题材的作品都能给读者，尤其是都市读者带来大量新鲜的阅读经验。
譬如《荒地村》，朴实的文风下是作者对乡村生活形态的扎实、细腻的叙述，对转型当中乡村社会的复杂感受、多元思考。贫穷与富裕、愚昧与开化、中国农民的善性与丑陋、乡村社会的促进与倒退……这样一组贯穿作品始终的二元对立式的主题，其实在当代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从未间断地得到表现。从上世纪50年代的红色经典《红旗谱》，到80年代贾平凹、张炜等人的农村改革小说，再到新世纪之初的《荒地村》，我们看到这一主题谱系意义上的延续。然而历史所展现出的令人猝不及防的大转型，使得作家在具体展开这一主题时又表现出思想观念、情感倾向乃至创作风格的差异。如果说《红旗谱》以其对革命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阶级矛盾和农民革命动力的深刻理解和表现，赋予作品强大的政治正确性和宏阔的史诗气质，而80年代合乎民心、生机勃勃的农村体制改革，赋予贾、张等人的农村小说以鲜明的价值判断和乐观主义的未来意识，那么今天，当历史“终结”在市场化、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时，乡土中国暴露出的重重困境，以及它在市场社会面临的被遗忘被甩脱的危险，都让作家在表现这一组主题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迷惘，丧失了展现历史趋势和农民命运的叙事信心。于是我们在《荒地村》（也包括其他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品）中看到作家的理性思考和叙事动力回到了文化与伦理——世道人心。作品有意无意地掀开了历史叙事的一角，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制度、政治层面改革与调整的“创新动力”呈现出经济学上的边际递减之时，我们是否必须诉诸文化，诉诸世道人心，来实现“共同富裕”和文明进程？
阅读这些作品，我们认识到反思不是简单的拒绝和逃离，也不是站在僵硬立场的非此即彼的否定和浪漫想像，它体现着这样一种现实态度：在承认现实，认可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不丧失批判性，追问其他可能，它既指向社会和他者，也指向自身，是社会和个体进行自我意识、自我调节和平衡、自我创新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和起点。而文学性反思因其所具有的叙事性、情感性和诗性力量，构成现代社会自我反思的重要力量。
（此文为中国作家协会2004年扶持重点作品项目课题。）
2005-10-12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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