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背后的故事（四章）

 

文/方华

 

江水滔滔流深情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这首耳熟能详的古诗词，许多人都以为是一位深情女子对远方爱人的倾诉。其实，这是一位男子的深情之作，而且是一位60岁的老男人对一位16岁女子的炽热表白。

这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是北宋词人李之仪所写。唐宋时代，文人大家甚多，如果不是这首词，后人恐难忆起李之仪的名字。

李之仪与苏轼、黄庭坚、秦观交往甚密，是北宋中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

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出任定州安抚司。苏门四学士之一、安徽亳州人张耒在其《送李端叔赴定州序》中记载：“士愿从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请于先生。而苏先生一日言于朝廷，请以端叔佐幕府。”端叔即李之仪的字号。当年，苏轼上书朝廷奏请李之仪为定州签判，掌管机要文书，作为自己的助手。“从苏轼于定州幕府，朝夕倡酬”。由此可见苏轼与李之仪的交情，也显其对李之仪才能和为人的欣赏。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命运坎坷。而李之仪的人生更是多舛多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苏轼到定州赴任仅时过一年，因苏轼被贬，幕府解散，李之仪离开定州。

至绍圣四年（1097年），李之仪担任原州通判，因遭西北战事牵连入狱。来年出狱，回京任职。因御史石豫参劾他“尝从苏轼辟，不可以任京官”，元符二年（1099年）被罢官。

宋徽宗即位，太后主政，为调和两党矛盾，大赦召回苏轼、李之仪等人。

1102年，李之仪因帮助其早年师从的旧党关键人物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起草上奏朝廷的遗表、形状，而得罪当权的蔡京，又入狱。这一年，李之仪已是54岁。进入其人生最黑暗时期。

入狱后，其妻胡淑修冒险搜集原始证据，四处奔走，终保住李之仪一条命，但从此被“编管”（流放管制）至太平州（今安徽当涂）。

当涂，一个好熟悉的地方。中国山水诗代表人物谢朓任宣城太守时，酷爱当涂的青山风光，赞之为“山水都”，曾双旌五马来遨游吟咏，并在山南筑室掘池，名谢公宅、谢公池。李白一生漫游天下，与当涂更是有着不解之缘。自25岁到当涂开始，直至62岁终老当涂，37年间曾七次踏上这片土地，留下了56首诗文。其中《夜泊牛渚怀古》《望天门山》《横江词》等，成为千古名作，广为传诵。

然李之仪流放到当涂，却毫无谢眺的风光、李白的潇洒。到当涂第一年，丧女；第二年，丧子；第三年，丧妻；第四年，身患癣疮，差点也随妻、子而去。

俗言，人这一生，除了生死，皆是擦伤。然短短几年，李之仪经历的皆是死别。掉入黑暗深渊的李之仪，深陷无望。

就在这时，有一束光刺破这看似无尽的幽冥，给陷入绝望的李之仪带来温暖。

年及花甲的李之仪遇到了一位故人——16岁的杨姝，一位歌伎。

说是故人，是因为三年前，李之仪曾到时任太平州知州的黄庭坚府上做客，黄庭坚请来杨姝为其抚琴助兴，当时13岁的杨姝为他们奏了一曲《履霜操》。

《履霜操》讲的是伯奇原本无罪，可是因为谗言而被逐,伯奇在野外风餐露宿时,写下了这首《履霜操》,然后投河自尽。李之仪无罪而屡遭贬谪，这跟伯奇被人诬陷的经历何其相似？这凄美的旋律当时深深打动了李之仪，也让他记住了弹曲的杨姝。

再遇杨姝，李之仪给她讲了自己的不幸，杨姝很同情李之仪的遭遇，再一次为他弹奏了《履霜操》,让历经沧桑的李之仪泪湿青衫。念及黄庭坚被贬之后自己流落街头、漂泊卖艺的凄苦，杨姝萌生了陪伴李之仪一生的想法。

人生中的缘分，有时真的令人磋叹感叹。同病相怜的一对老夫少女抛却世俗走到一起，就成了北宋文坛的一段佳话。

就在两人重逢相许之时，再遇宋徽宗大赦天下，李之仪复官授朝议大夫。回京复命之时，与杨姝长江边话别，面对滔滔的长江水，李之仪借物咏情，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这是一首深情而富有韵味的词作。它以长江为背景，结合了当涂地方民歌的韵律，浅显易懂却又情爱悠长地描绘了主人公对分别一方的爱人深深的思念。

词中，“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两句，通过长江这一广阔的自然景观，暗示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之远。这种距离，是地理的距离，也是岁月的距离。也正是这种距离加深了诗者对爱人的思念之情。

因为“江头”“江尾”的距离，就有了接下来“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深切思念。即使分隔一方，也有着两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共饮着一条长江水。这种以水相连的情感，既朴实自然，又富有深刻的象征。

接着，诗者面对长江发问：“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己。”表达了这份思念之情的无尽和难以消解的无奈。浩浩江水绵延不绝，他的思念也如同江水一般难以休止。

最后，是诗者对爱人的深情告白和期许：“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爱人啊，只希望你心像我心一般，思念不绝，真情不负。

李之仪复命并未赴任，匆匆回到当涂，仍居南姑溪之地，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与杨姝践行诗中的诺言，相携走完余生。

 

 

采石矶头惊涛拍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张孝祥《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

 

读南宋史，总有一点扼腕叹息、愤愤不平。在南宋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中，对外战争败多胜少，国家的安定基本依靠割地、纳贡、称臣等手段换得，统治者在政治、军事上的软弱让人悲哀。

南宋打不赢外敌，不是没有名臣良将，也不是缺乏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像宗泽、张浚、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杨沂中等等都打过大胜仗，只是在投降派当政的怯懦小朝廷里，他们“笑谈渴饮匈奴血”“收拾旧山河”的壮志，往往折戟沉沙在一批奸佞手中。

时间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颜亮亲自率军，再次大举南侵。前线宋军一触即溃，金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越过淮河，进逼长江。

这时，有宋臣虞允文在采石（今属安徽省马鞍山）督军，他集结起一万八千人的兵力，与十五万金军在采石矶对战，以少胜多，取得大捷。金军南渡长江计划就此破灭，内部矛盾也被激化，完颜亮被部下所杀。

采石大战，是一场关系到南宋朝廷生死存亡的重要战役，大捷传来，朝野振奋。这时，时任抚州知州的张孝祥闻此胜讯，喜不自胜，兴奋难耐，挥笔写下这首《水调歌头·闻采石矶战胜》。

这个张孝祥可不是寻常人。他是唐代著名诗人张籍（采石矶对岸的和县乌江人）的七世孙。自幼读书过目不忘，“文章俊逸，顷刻千言，出人意表”。16岁过乡试，23岁被宋高宗钦点为状元，与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虞允文等名人大家是同榜。

宋高宗夸他“词翰俱美”。杨万里赞其“当其得意，诗酒淋漓，醉墨纵横，思飘月外”。后一届状元、年龄比张孝祥大20岁的王十朋，美誉“天上张公子，少年观国光。高名一枝桂，遗爱六州棠。”

卑躬屈膝之辱，丧权辱国之痛，这压抑太久的情绪需要一个突破口。于是采石大捷成了张孝祥等力求伐金、光复山河之士情感的宣泄点。从直白的标题《闻采石矶战胜》，可见词人当时激动的心情。

这首词的上阙叙事铺垫，下阕祈愿抒怀，气魄宏伟，主题博大，作者炽热的爱国情怀洋溢于字里行间。全词格调慷慨激昂，宏伟壮怀，用典自然贴切，旁征博引，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成就传颂千秋的名作。

全词起首“雪洗虏尘静”，首先就给予这次大捷极高的评价——洗雪靖康之耻，释解痛失家国之恨。句中充满胜利的欢快与喜悦，也为全篇的情绪定下了基调。“风约楚云留”——作者为他自己身处楚地，受风云之阻，未能参加这场大战而遣憾。接下去的“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是作者的自问答：不知道谁在为这次的胜利谱写雄壮的颂歌？我命令军士们在抚州古城楼上吹起号角，以示庆祝。随即，作者表示了平生的豪情以及对中原沦丧的痛心，都在采石捷讯中得到了释放。

下阕由回忆古代两位北抗强敌的英雄周瑜和谢玄以及他们的“勋业”写起，张孝祥抒发了自己要效法前人“乘风去”，像祖逖一样击楫中流，做驱逐金兵恢复中原的英雄。

作此词时，张孝祥年方三十。他本就是主战之士，一直渴望像年青的周瑜、谢玄般力挽狂澜，光复中原。诗中怀古而直欲与豪杰争雄的气概以及浓烈的爱国之情，气壮山河。

采石大捷之后，众人所望的乘胜追击、光复失地之况并未出现，朝野上下依是一片屈膝议和之音。张孝祥得知后，痛心疾首，在一次与主战将领张浚席间谈论时，他满腔悲愤，慷慨激昂地吟唱了一首《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张浚在听完这首词后，倾泪不止，酒难下咽，掩面离席。

乾道五年（1169年）三月，张孝祥请祠侍亲获准，回乡退隐，绝意仕途。次年夏天，取得采石大捷的主帅虞允文前来芜湖拜访。酒后送别好友，张孝祥在满湖荷花丛中意外中暑身亡。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杰，在38岁时，如一颗流星划过了历史的天空。

芜湖距离采石矶不过几十公里的距离，当张孝祥与虞允文把酒之时，是否凭水遥望那令人振奋的大捷之地，是否中流击楫，高歌一曲我欲乘风？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一定听到了金戈铁马的激越，耳边一定回荡着惊涛拍岸的訇哮。

 

 

濡须河畔思故乡

 

楼上寒深，江边雪满，楚台烟霭空濛。一天飞絮，零乱点孤篷。似我华颠雪领，浑无定、漂泊孤踪。空凄黯，江天又晚，风袖倚蒙茸。

吾庐，犹记得，波横素练，玉做寒峰。更短坡烟竹，声碎玲珑。拟问山阴旧路，家何在、水远山重。渔蓑冷，扁舟梦断，灯暗小窗中。

——周紫芝《潇湘夜雨·濡须对雪》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北宋宗室流落在外的惟一直系皇子赵构，在一批南逃大臣的拥立下，于河南商丘登基，改元建炎，南宋建立。

等金兵再次南下，孱弱的赵构只能在主降占上风的臣子簇拥下继续南逃，从商丘逃到扬州，又从扬州渡江逃往镇江，再从镇江逃往杭州，这才安定下来。

国破家亡之际，便有许多文人借诗词歌赋，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感，表达壮志难酬的悲愤，以及南逃的忧伤、故土的思念。

周紫芝的这首《濡须对雪》即在此背景下写就。

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南宋初期。当时正值宋金对峙时期，北方失地以及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使得百姓生活艰苦。作为文人墨客的周紫芝，在朝代更迭、战事频仍的时代背景下，表达了他身处困境中的哀愁和无奈。在这首《潇湘夜雨·濡须对雪》中，他通过一个雨雪交加的傍晚，一个人在江边面对大雪的场景和思虑，以抒情的笔触，描绘了故乡的美丽冬景及一位游子的思乡之情，抒发了作者孤独、飘零的愁绪。

词的上阙通过描述寒冷的气候和飘零的雪景，衬托出作者内心的凄凉；下阙则通过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迷茫，进一步表现了作者的心境。全词情景交融，语言优美，情感深沉，给人以深刻的艺术享受。

周紫芝以诗著名，无典故堆砌，自然顺畅。词也善，风格与诗近，清丽婉曲，无刻意雕琢痕迹。譬如他的《踏莎行》写离人别情：“游丝飞絮，斜阳烟渚，愁情无数。”给人的感觉是意切情深，景物迷离，堪称难得的上乘之作。

周紫芝出身贫寒，诗词主要继承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秦观、周邦彦等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云：“其诗在南宋之初特为杰出，无豫章生硬之弊，亦无江湖末派酸饀之习。”但题材较狭窄，多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大量的描写隐居闲适生活以及交游唱和。因其早年生活于社会下层，又目睹靖康战乱，饱尝流离之苦，因此也有少量反映民间疾苦与国家兴亡、将身世飘零与感时慨世融合的现实诗篇。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六集部中又云：“凡乐府诗二十七卷、文四十三卷，紫芝年过六十始通籍，而集中谀颂秦桧父子者，连篇累牍，殆于日暮途远，倒行逆施。”

周紫芝晚年依附秦桧，向秦桧父子献谀诗“连篇累牍”。其性格和媚骨之态，也决定了其诗词难及辛弃疾、苏东坡之流的刚直、潇洒、豪迈。

再回到这首《濡须对雪》。

濡须者，水名也。口口相传中，因长江南北口音差异，濡须河今名裕溪河。

濡须是我国较早出现的运河之一，它不但连接长江水系，还通过巢湖、淝水沟通了淮河水系。

三国时期，曹操对吴用兵，因运粮需要，对濡须水一段进行了扩建。至明清，濡须一直是漕运动脉，江淮的漕粮就是从这里进入长江到达镇江北上的，所以濡须一段也被称作运漕河。

据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记，远古时，濡须河水至巢湖东南三十里的濡须山、七宝山处受阻，大禹治水时凿山而通，故后人称河东之山为东关、河西的七宝山为西关，濡须水至此称濡须口（也称“濡须坞”）。

因濡须口地势险要，两岸经济发达，古来为兵家必争。经传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楚两国就曾在濡须水流域展开过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战争。

发生在濡须口的战争，最有名的当属三国时的魏吴之战。据陈寿的《三国志》记载，曹操四征东吴，在濡须口有过两次大战。当时，孙权在东岸（东关）筑城陈兵，曹操便也在对岸的七宝山与锥山立栅布阵，故濡须口又称栅口。

《三国演义》中有一章精彩的“草船借箭”，这个故事也发生在濡须水，只不过借箭的是孙权，而不是经过艺术演义的诸葛亮。

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裴松之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与孙权对垒濡须。初交战，曹军大败，于是坚守不出。

一天孙权借水面有薄雾，乘轻舟从濡须口闯入曹军前沿，观察曹军部署。曹操生性多疑，恐有诈，不敢出战，乃下令弓弩齐发。不一会，孙权的轻舟因一侧中箭太多，船身倾斜，有翻沉的危险。于是调转船头，使另一侧再受箭。一会，箭均船平，孙权安全返航。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了，那一年的冬日，周紫芝当是循着以上史书记载和传说，乘船从长江经裕溪口进入濡须水。也可臆断周紫芝当年的泊舟观雪处，当是濡须山（今称龟山）、七宝山一带，因为濡须水入江流经之途皆为平坦，唯此处契合诗中“水远山重”之境，也才会有“拟问山阴旧路”之境况。

周紫芝诗中询问的“吾庐，犹记得”“家何在”的思乡处，如今已是河网纵横、良田万顷、稻香鱼肥、景色优美的鱼米之乡。曾经的“濡须对雪”之地，也成为今人探古寻幽之佳处。

 

 

凭栏望处景如梦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拥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

——辛弃疾《声声慢·滁州旅次登楼作和李清宇韵》

 

两宋时期，有两位“大家”先后在安徽滁州任州官，北宋是欧阳修，南宋就是辛弃疾。

众人皆知，滁州有一座醉翁亭，源自欧阳修在此写下一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得名扬天下。而世人鲜知，滁州还有一座楼，名声不薄欧阳修的辛弃疾不但为其写了一首长短句《声声慢》，还是他亲手所建，却声名寂寂。

醉翁亭屡毁屡建，至今翼然，文有传承载体，是欧阳修之幸，今人之幸。而辛弃疾亲建并唱赋的这座楼，却因早早废毁在几百年的遥远，片瓦不存，以及词中根本未提及楼名，恐是后人难及追忆之缘由一二。

幸逢“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新世纪，滁州人重建此楼，再现旧日巍峨。盛世中华，登斯楼，当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此楼名唤——奠枕楼。

所谓“奠枕”，寓安枕无忧、国泰民安之意。如汉朝的辞赋家、思想家扬雄在《法言•寡见》中所说“四海皇皇，奠枕于京”。辛弃疾自己也言：“吾之名是楼，非以侈游观也，以志夫滁人至是始有息肩之喜，而吾亦得以偷须臾之安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给此楼命名奠枕，不是供简单的奢侈游览，而是记录下滁州人至此开始能有休养生息的快乐，而我也得有片刻的安逸了。”

奠枕楼建好以及写下这首《声声慢·滁州旅次登楼作和李清宇韵》，辛弃疾到滁州任上还不到一年。作品写于乾道八年（1172年），辛弃疾时年三十三岁。年富力强，英姿勃发，豪情万丈。

辛弃疾到任时，滁州是地处宋金两国分界线边上的一座城池。地处前线的滁州，经常受到金人的袭扰与破坏。据史料记载：自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到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的38年间，金人七次大规模渡淮入侵，两淮之间饱受战争的苦难，滁州不能幸免。再加上连续四年的灾荒，来到滁州的辛弃疾“周视郛郭，荡然成墟，其民编茅籍苇，侨寄于瓦砾之场，庐宿不修，行者露盖，市无鸡豚，晨夕之须无得。”

其时的滁州，城廓已几成废墟，百姓多逃往他乡，田野荒芜，市衢冷落。辛弃疾早在《美芹十论》里就说：“虏骑之来也，唯滁之兵为最后。”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力主抗金驱虏。据说他六十八岁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

到滁之后，辛弃疾就努力实现他“守江必先守淮，继以恢复中原”的计划。《宋史•辛弃疾传》中这样记载：“……迁司农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烬，井邑凋残，弃疾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乃创奠枕楼、繁雄馆。”

他首先上疏朝廷，请求豁免了历年积欠的租赋，又为恢复市场减免了商贩大部分的营业税额；随后发布招抚令，把逃难在外的百姓召回从事生产，逃难者初回乡时，官府帮助修建房屋，安定人心；对流亡来滁的，则分给无主荒地耕种，并贷款给缺少农具、耕畜、粮种的人，鼓励他们落户安家。因此，滁州人口逐渐增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他继而修整街市，兴建商铺、旅店、酒馆，以便行旅，复兴市场。期间，他组织百姓砍伐木材，烧制砖瓦，在滁城“招福坊”建造了一座最大的商铺取名“繁雄馆”。

在辛弃疾的治理下，仅一年不到的时间，“流逋四来，商旅毕集，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城邑清明，闾阎繁夥，荒陋之气，一洗而空”。

为了振作民心、鼓舞信心，让百姓有一个登高望远、目睹繁荣之景，辛弃疾在繁雄馆上加建一层，建成了当时滁州的第一高楼——“奠枕楼”。

其时，诗人崔敦礼在其《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记到：“楼成而落之，侯举酒楼上，属父老而告曰：今日之居安乎? ……今疆事清理，年谷顺成，连甍比屋之民各复其业，吾与父老登楼以娱乐，东望瓦梁流清流关，山川增气，郁乎葱葱，前瞻丰山，玩林壑之美，想醉翁之遗风，岂不休哉。”

 楼成庆贺之时，好友李清宇作词祝贺，辛弃疾也即兴和韵，写下了这首《声声慢·滁州旅次登楼作和李清宇韵》。

辛弃疾的词视野较为广阔，气象雄放恢弘，是宋代词人豪放派的领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他的词作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人从其词作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这阕《声声慢》依然沿承了他自己豪放的风格、爱国的热情，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拥云浮。”描述了奠枕楼的宏伟气势。 “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旗临秋。”记述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当下和平景象。“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表达了虽处安宁，不忘收复故土的愿望。

“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当年李德裕在滁州修建了怀嵩楼，最后终于回到故乡嵩山。可我还身在此处，故土难回，让李德裕笑话。这一句由古人联想到自己，道出了心中的悲痛。“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但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繁荣景象，作者又充满快乐和骄傲。“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最后作者写出自己的祈愿：一定要让百姓的生活像黄帝梦中华胥国那样宁静和平、怡然自得。

“奠枕楼头风月，驻春亭上笙歌”。850多年后的今天，新世纪的滁州早已实现了一代词人的“华胥梦”，前人的夙愿，今人实现，理想跨越时空成为现实。站在已重建的奠枕楼上，凭栏望，正是河山大好，盛景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