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陈留起兵，从“青州兵”开始，东讨西伐，南征北战，历时30余年，大小战役50多次，先后铲除了张绣、陶谦、吕布、袁术、袁绍、袁尚、袁谭、高干和三郡乌桓、刘表等军阀势力，分化并消灭了盘踞在关中的马超、韩遂，收降了汉中的张鲁，统一了北方，结束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局面。功盖天地，无与伦比。

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汉献帝派御史大夫郗虑册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定国都于邺城。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汉天子册封曹操为魏王，位在诸侯王上，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宗庙、社稷皆如汉制，国都邺城。于邺城建立魏王宫铜雀台，享有天子之制，获得“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至高权力。曹操名义上还为汉臣，实际上已是皇帝。壮士暮年，考虑到自己时日不多，曹操开始着手准备后事，计划兴建自己的陵墓。曹操的祖坟在亳州，长期“战斗”在许昌、洛阳，死后要葬在什么地方呢？

曹操的一生，与洛阳、许昌、邺城三个地方有着紧密的联系，洛阳是东汉的帝都，许昌是汉献帝的都城，邺城是曹操的封地。邺城是曹操最主要的政治舞台，曹操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邺城这个地方。另外， “墓以葬形，庙以安神”，曹操家族的宗庙，就修建在邺城附近，所以曹操的墓址就选择建在这里。

关于自己的墓地，曹操其实是早有安排的。曹操在殡葬之前曾进行过占卜，“卜葬既从，大隧既通”。临终时留下遗令：《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在西门豹祠西原上，安阳县西高穴村的地势和地理环境符合墓葬选址的基本标准，且土地贫瘠，所以就把自己的墓穴定在了这里。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颁布《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在今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村一处临公路的高地上，祠堂早已不存，只留下三四通古碑，其中两通字迹已经漫漶不清，而另两通则为民国和清朝道光年间的。其中道光二十七年修建的《重修邺二大夫祠记碑》碑文记载：西门豹祠建于北齐天保中，自明弘治年始春秋祭，道光九年祠堂被地震震塌。

公元２１８年曹操开始兴建陵墓，颁布遗令：“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这大概是曹操预感寿命将尽时才颁布的。果然，两年后一代英雄溘然长辞。临死前又颁布《遗令》：“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岗，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还进一步交代家人：“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公元２２０年农历正月66岁的曹操病逝于洛阳，二月丁卯，灵柩运回邺城下葬，按照汉代丧葬礼仪，葬在了已经准备好的高陵。由于曹操特殊的身份，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既有主持人，又有护灵者，汉代的附属国和与汉庭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派来使者参加吊唁，出席葬礼，老百姓也有不少人为其送葬，殡殓时，采用了高搭灵棚、卤薄齐整的礼仪；出殡时更是在上饰羽葆的辒辌车（丧车）前，排列有送葬的节、挽歌、鼓吹、幢、麾、曲盖、介士（手执武器仪仗的武士）等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

10年后，公元２３０年，年龄约50岁卞皇后去世，和曹操一同安葬在“西门豹祠西原上”的高陵。

曹操主张薄葬，一是为了节约国家开支，安定军民之心，免遭怨恨，为自己留下个好名声；二是为后代及其他大臣树立一个榜样；第三也免得叫那些盗墓者大发横财；第四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丧葬从简，可不惊师动众，各地驻军仍能坚守岗位，严防吴、蜀两国趁机入侵。所以留下“无藏金玉珍宝”的遗令。

曹丕遵照曹操的遗令，安排曹操的葬礼。墓葬虽规模宏大，但墓内装饰简单，不饰壁画，尽显朴实。随葬的物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有兵器、石枕等，还有一些曹操日常佩戴之物。他所使用的礼器如圭、璧均只能以石质圭、璧代替了。因此在曹操死后在短时间内（220年正月庚子至二月丁卯之间）专门为葬礼设计和打造了一批石牌，也作为随葬品放在了墓葬中。由于时间仓促，石牌不够精致。不是一位书写者刻铭，少数铭文字体潦草，刻画浅显且波磔不够规范，有匆匆草写之嫌，如“白缣画卤薄於（遊？）观食厨各一具”等。墓葬中还放了石圭，像民间说的上朝用的“呼板”，还有一些随葬品说是金玉，实际是用泥或蜡制成的冥器，像现在的纸人纸马似的。

他的印章不是金的，就是玉的，所以没有放进曹操的墓里，后来曹操追封曹操为武皇帝的时候给曹操制了一枚金印，放在了另一个石龛里。

曹操生前的级别虽然是王侯，却可以参照皇帝级待遇。但观其一生，曹操是一个相当务实的人，不事铺张浪费，反对奢华虚荣，不过又不能说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曹操的遗嘱中还有一条：“分香卖履”，真实地体现出曹操的儿女情长与旷达襟怀。“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因为在曹操死后，他的儿子和公卿大臣并不会严格地按照其《终令》和《遗令》来办理，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决定。像他的一些服饰上玉质装饰品并没有完全去掉，伴随着曹操的遗体一同葬在了高陵。墓地完全按照皇帝的规制进行了设计，建筑有祭殿、车库和马厩等。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曹操死后确实葬在了“高陵”，也就是西陵，这一点《三国志》有明确记载。而根据《三国志•魏书•贾逵传》和《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等传记记载，所谓的“高陵”就在邺地。

设计者对于墓道的安全措施考虑得非常周密，墓道全部用夯土层层夯筑，被全部塞满。墓门为一厚重石门，室门外砌了3道砖墙，总厚度达到1.2米。墓门非常坚固。以防外人入侵打扰墓主人。安葬他的人是他的儿子曹丕，曹丕深知没有不被盗挖的陵墓，深葬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不封不树，使易朝换代后人们不知其处。为了防止被后人发现对之进行盗掘，曹丕在登基不久就下令，拆除西陵内的所有地面建筑，使车马还厩，衣服还库。

一千七百多年后，渔阳村龙振山曾经收集到大如馒头的镏金青铜“帽钉”，这些“帽钉”具有象征意义、只能是帝王用的，还有长与下宽足有50多厘米大如簸箕的瓦片。无论门钉还是大瓦，可能都是曹丕黄初三年《毁高陵祭殿诏》毁坏曹操墓地表建筑后的散落在民间的遗物。

曹操去世125年后，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３４５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鲁潜去世，就葬在了魏武帝陵的附近，其墓志志文明确记载了鲁潜墓距魏武帝陵的方位与距离：“（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当时，魏武帝高陵的位置还很明确。

南朝齐代著名诗人谢脁（464－499年）在《同谢咨议铜雀台诗》中就曾写道“穗帷飘井干，樽酒若平生。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在《铜雀悲》中他又写道：“落日高城上，余光如穗帷。寂寂松林晚，安知琴瑟悲。”根据此诗，有人认为他应到过铜雀台，甚至到过西陵。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曹操葬在西陵这一问题上是没有怀疑的。

事实上直到唐代，曹操墓葬的位置还是清楚无疑的。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条中明确记载：“魏武帝陵在县西三十里”，唐太宗李世民在远征高句丽时，曾路过邺城，亲自到曹操高陵进行过祭奠，并写下了《祭魏太祖文》，其中有“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管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狥国之情，有无君之迹，继而三分”的语句，来评价曹操。

随着朝代的变迁，邺地失去了都城的地位，繁华不再，人们逐渐转移了注意力，曹操高陵和邺都一起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逐渐被人们忘却。时间久远，因为曹操墓地表没有任何建筑，唐以后就找不到了。

一千七百多年来，曹操墓地被演绎成一个谜团，史上有太多传说，民间有“漳河水底”、“安徽亳州”、“河南许昌”、“河南安阳”等诸多版本。甚至有七十二疑冢之类颇具八卦色彩的猜测，吊足了人们的胃口。史上传说，曹操为防止后人挖掘他的坟墓，生前做了周密安排，出殡时准备72具棺木，出殡那一天，邺城内所有的城门同时打开，72具棺木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抬出，葬入事先准备好的墓室内。于是，后人再也分不清楚哪一座是曹操的真坟，哪一些又是迷惑人的疑冢。

在遗令中，曹操明确规定他的寿陵要建在西门豹祠的西原上，上面既不要封土，也不要种树。临漳、磁县境内的“七十二疑冢”，却是人工封土堆积而成的，远远望去宛如一座座小山，显然不符合曹操所规定的形制。遗令虽不能帮人找到真的曹操墓，但却解决了一件事：彻底否定了“七十二疑冢”的存在。

在宋代之前，曹操在人们心中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宋朝时，当时的统治者为强化皇权，宣扬忠君思想，一些文人就批判“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曹操的形象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让他变成了白脸奸臣。所以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曹操被记录成一个绝世的人才，而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成了阴险狡诈的权术家、大奸臣。

后来，金、元占领了黄河以北地区，但是他们一直对黄河以南虎视眈眈，这和曹操当年统一天下的构想是一致的。因为同样的政治诉求，统治者就开始宣扬曹操的雄才伟略，并将河北磁县的72冢古墓群误认为曹操墓。

　  “青山为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麒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馀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这是北宋诗坛标杆性人物王安石赞誉曹操的一首诗。事实上，历史上赞誉或指责曹操的诗文可说是汗牛充栋。及至明清以降的数百年里，随着章回小说、话本和戏曲等大众文化的兴盛，曹操被塑造成一个粉白脸的乱世奸雄，与刘备的忠厚相对，构成中国人两大人格类型的代表。但是，曹操的传奇给了“这一个”有血有肉的饱满形象，使老百姓在审判他时，往往多了几分敬佩、几分想象。学术界也经常对曹操明贬暗褒，对刘备则是明褒暗贬。网络时代，他终于获得民间话语的平反，成了一个远比刘备值得仿效的英雄。照周立波的话来说就是：“他是一只模子。”

其实鲁迅早就表达了这层意思：“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