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2007年春节——过年心情记录之六（完）———

     我把初恋遗失在上海

          2007年2月17日。
         午夜3点。不时有烟花点燃夜的璀璨，不时有轰天响的鞭炮敲碎夜的寂静。
          当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刚刚进入的睡梦中惊醒，我极不耐烦地拿起电话，耳边传来熟悉而又陌生的话语：“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是她。
          她说她在遥远的上海。
         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人最脆弱最容易坦白的时候，我听出了她话里深深的悔意。她说：“都怪我当初太浅薄。”
         我们是高中同学。作为同班同学，我们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我是一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而她是我们那个县城县长的独生女儿。
         在班上，她是完美的化身和漂亮的象征：不光长相漂亮、家庭显赫，而且还有一手显示出极强天赋的文笔，是学校里公认的校园作家。
         我喜欢她，但却不敢象其他人那样表现出不顾一切的勇气。
         在学校后面那片柔软的草地上，当她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那一刻，因为怀疑是做梦，我心底里深深的自卑决缇而出“我长得不好看，家里又穷，老爸至今抽的还是旱烟、、、、、”
          “我不看你长得怎么样，家庭环境怎么样，但我看重你身上那一种能征服人的精神力量。”
          于是，两个面临高考的高三的学生，开始了他们令人惊奇，但却丝毫不与学习相悖的，刻骨铭心的初步恋。
          高中毕业，我们考进重庆同一所大学，正如一切美好的爱情都有它美好的一面一样，大学四年，我们也细细的品味了四年这种极优美的人生情怀。当然，我们各自的学业也是令人骄傲的。
          痛苦来自大学毕业分配时，我们不同的选择。
          她坚决要去深圳，我执意要回故乡。
          我理解她对那个千百万人蜂拥而去的城市怀有的无限梦想，而深陷在莽莽大山之中的故乡小城确实太封闭了。但我也想象不出把我的家安放在遥远的异乡是个什么摸样。
          我割舍不了自己对母亲的依恋，对故土的深情，对童年的怀想。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体弱多病的母亲，为了供我上大学疲劳过度多次晕倒在田里的情景。
          这是我不能远离的爱。
          送她踏上南下列车的那一刻，我说：“累了，就回来，别委屈自己。”
          她泪流满面，然而神色坚定。
          车开人离，一种苍茫无边的痛感瞬时让我忍不住泪雨滂沱。
          我回到故乡小城做了一名小记者。下到贫困边远的乡镇山村采访，成了我每天最基本的工作。这块坚硬贫瘠的土地，让我时时有一种经受不住的心痛。
           我和她继续着我们的恋情，我们都期待着有一天对方能够归向自己。
           工作第一年，我的月工资400元，外加几十元稿费，而供职于一家电子公司的她月薪是2500元，还不计奖金。
           “过来吧。”她说：“凭你的实力和能力，机会比我多，干得肯定比我好。”那时的她经常在电话那端，静静地向我述说她心目中自由的，充满机会的特区深圳，我也相信她说的一切，但每一次挂断电话前，我都毫不犹豫的对她说“不。”
           那年春天，我与本单位的一个副总编为一篇稿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气之下，递交了辞职报告，带着“是应该出去闯荡闯荡”的心情，前往广州，很顺利的被一家在全国颇有声望的杂志社录用。她很高兴，我们终于又能够在一起了。每个周末，只要没有采访和编辑任务，不是我去深圳，就是她来广州。然而，我的心情始终很复杂，我很想家，在我的心灵深处，依旧坚定地认为，这不是我的城市，我早晚得回去。
           半年后，和我吵架的那位副总调到一家新成立的报社任总编辑，凭着我写给家里的信封上的地址找到广州，要我回去重新开始。几番道歉后，总编辑言辞恳切地表示了他要带一帮人把这张报纸办成中国第一流报纸的雄心、信任和希望。
            我决定回去，她异常吃惊，几乎是尖叫着问我：“你知道为了爱你，我在深圳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我知道，她刚到那家公司不久，她的顶头上司就对她表示了明确的爱慕之情，她回绝得十分坚决。但这位上司并不气馁，一直穷追不舍，知道我去广州之后才有所收敛。
            我劝慰她：“我们一起回去吧，你不是说过宁愿和我做贫贱夫妻，也不嫁百万富豪吗？”“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不贫贱，你太天真了！”
            然而我归意已决。就这样，我又成了一个整日里跋涉在贫困山乡崎岖小路上的普通记者。我生长的这块土地，有太多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困，这种贫困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观念上的，这也是我的心灵和我的笔触无法回避的沉重现实。
             那年大年三十，她风尘仆仆的推开了我在农村的家门。
             夜深人静，烘着暖暖的炉火，她缓缓的述说着她在那个城市的艰难与孤独，她已是那家公司的全国产品推广部经理，然而付出的代价也非常的沉重。
             我打来一盆洗脚水，暖暖的水里，我轻轻地揉搓着她冰凉的脚，我想用温暖洗去她心里的悲伤，也洗淡一些我因远离她而深埋的愧疚。我说无论怎样我都一如既往的爱她。她伏在我肩上大哭不止。
            “跟我走吧。”她最终还是发话了。
             “不行的。”我久久迟疑，最后还是坚决的摇了摇头。
             我看见被哭声惊醒的母亲扶着门框，满头白发的母亲温柔地看着我们，一言未发。
             母亲太老了。
             第二天，她走了。而且再也没有音信。
            我曾几次打电话到她的公司，都说她早已辞职走了，听说去了上海，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关于她的，更多更详细的情况。
             5年后，午夜的电话里传来她的声音，有些沧桑的感觉。她说她目前供职于上海很大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已经做到了总经理的位置。她开玩笑说她的钱多得可以成立一百家我供职这样的报社。她说她现在正坐在上海一家临海的宾馆房间里给我打电话，豪华房间的烟缸里塞满了烟头。她说她常常就这样一个人关在宾馆的总统套房里，想着我们曾经美好的往事，然后静静的流泪，她说她越来越无法理解生活。
             我说我依然是一个月薪只有700元的小报记者，仍然要常常到那些至今还没有通公路的深山村寨去采访。我说昨天已经有相熟的朋友说，开年后就给我介绍一个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的女孩，让我们选个时间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