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终岁末，各个行业都在盘点。2月14日的《南方周末》以整个16版做了“致敬2007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头版以《从Made in China到Cultured in China》为题，开头即写下这样一段话：“今日中国为什么需要原创性的、生机勃勃的文化产品？最直接的原因是，光有Made in China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需要我们称之为的Cultured in China。经济繁华与权力荣耀都抵不过时间的淘洗，如果面向未来我们无言相告，譬如没有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来深刻地铭记这一时代，那么自1978年以来全体中国人辛苦开创的激流般的30年，多年之后就将是历史上的南柯一梦。”

    借这段话，回眸近十年来的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有哪些原创的作品是值得我们记忆的，并留下了历史的脚印与思想的轨迹？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学者於可训老师，2月17日做客文学馆，演讲“近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这个讲座，有一种切实的当下感，先是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做了简约的梳理，接着主要讲了近十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原因、特点、形态与问题，并分析了一些作家的创作个案。

    於老师是1947年生人，有两年的民国经历。但以他两岁的年龄，当不会对那两年的民国历史，留下什么真实的记忆。就像80后一代，对于80年代初那样一种文学生态，也不会有深刻的印记。我刚好经历过80年代的文学高潮，因为我正是那时的文学青年，见证了《十月》《当代》杂志发行百万份以上，从维熙的一个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能够令洛阳纸贵。而今天，要是走在路上遇到熟人问您去干吗，说去文学馆听讲座，人家肯定以为您有病，能什么年头儿了还听文学！

    80年代初，许多人把阅读《十月》《当代》《收获》那样的文学杂志，视为有精神信念、有理想追求的标志。那时青年男女谈恋爱，恨不能手里都拿本文学杂志。这是那时的主流语境，今天看来似乎“不正常”了。而现在的“正常”是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因此，觉得那时“正常”的人，会对今天的文学被边缘化，心里不爽，甚至郁郁寡欢；而适应今天“正常”的人，当然须按照商品化的规律出牌，也就是“利益驱动”。衡量一个电视节目的好坏，不是以传播文化，而是以收视率的高下为标准；判定一个作家的好坏，不是以艺术本身，而是以发行量的多少为标准。牛气的作家，开口就要高版税；出版社为了能得到可能获奖的书稿，也是不惜重金。不要说获了奖，有的奖只获提名，连出版社的约稿编辑就能得到高额奖金。我个人以为，这其实都是文学繁荣下的问题，值得引起思考和关注。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念，文学、文化可以产业化，却不能仅仅产业化。作为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只瞄准市场和奖项来写作，是不可取的。

     批评家谢有顺在表达对2007年度作家“无法写出现实的复杂性”的遗憾时说：“归结起来，可以用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没有信念，就无法诞生一种贵重的人格，甚至无法逃避哪怕是渺小的利益的袭击，这很可悲。而我是越来越看重写作者的人格力量的。一切的写作问题，其实都是写作者自身的问题；一个破败的人，无法建立起任何值得信任的写作。”

    这话说得挺好！“贵重的人格”，这个提法也很新鲜。回归人性的真实，总比单纯迎合主流语境的要求更重要。所以，我希望，当今天成为后人的历史，书写到21世纪初，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居然还有文学馆在搞公益性学术讲座的时候，对这样的文化现象，哪怕有这样一句话的评价，即文学馆通过举办公益讲座，努力提倡建构理想、完善的精神人格，提倡人们过一种有教养、有道德的生活，我将感到欣慰和自豪。我以为这样的评价既朴素，又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