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您刚才提到了鲁迅。我读您散文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如果上个世纪百年让您选一位令信服折腰的作家，只有鲁迅一个人。鲁迅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对您的影响非常大。体现在您写作或者为人的精神品格当中，他对您的影响最主要在哪些方面？

   周：鲁迅我觉得我几乎没法学习。我经常看，《鲁迅全集》我是经常读的，但我觉得我是不可能学成他那样，因为他是不可模仿的。潜移默化的东西肯定是有的，对我来说那种非常理想的状态和高度是不可企及的，正因为不可企及，也就没法模仿。

    傅：另外，我想鲁迅先生他强调或者自己坚持一点，就是在写作上作家要有纯洁的内心和高贵的精神和心灵。对这点您是否认同？

    周：我是认同的。

    傅：您在文章中提过的一件小事我印象非常深刻，这让我对作为一个诗人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普通的周涛也好，多了一分敬重。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媒体召开一个诗歌朗诵会，当主持当众请您为大家助兴朗诵诗的时候，您勃然大怒，当众绝拒，说我的诗歌不是用来给大众逗乐的。我觉得这反映出您作为一个诗人的品格，您的这种精神力量来自于哪些方面？

    周：我内心是不太容忍在这个问题上被人侵犯，在酒桌上朗诵个诗，我肯定变脸。这让我非常痛心。

    傅：他们可能没有恶意。

    周：当然更多还是好意，但你不能触犯我。他们没有和我商量，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可能还觉得是表彰我，但我认为这是对我内心深处某种东西的无理侵犯。

    傅：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涉及到了大众对诗和诗人的普通心里存在了问题。

    周：诗这个东西它是一种诗意，只能是独自品尝的，不是拿来共赏的，它不具备表演性。一旦进入表演，就是非诗。所以，我不听诗朗诵。再好的朗诵家朗诵诗，我一听就起鸡皮疙瘩，受不了。我听到过诗朗诵，只有几个朋友在一起，兴致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有朋友借着酒兴朗诵出自己的作品，那股深情，那个好呀！我记得叶文夫有一次在70年代，给我朗诵过他的诗。我听得热泪盈眶，真好。没人能这么朗诵。就像《橘子红了》有一首片头歌，周迅唱的，如泣如诉的那种低语，太动人了。

    傅：您有没有在没有人的时候自己朗诵自己的诗给自己听？

    周：没有，我朗诵诗不行。我有时候哼哼歌，唱歌也是没人的时候自己唱，有时还唱得自己挺感动。没听众的时候可以。

    傅：感动不了别人，感动自己。

    周：歌唱家唱才能感动别人。

    傅：我觉得您的散文好的多是写自然的，像《猛禽》、《巩乃斯的马》、《稀世之鸟》等，至少给作为读者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难忘的印象。但似乎您在写人上稍逊一筹，就是说您与自然的生命对话，是您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的特长。我觉得是不是您对人性的琢磨比同自然的契合沟通，在把握上欠一定的功力火后？

    周：当然，但差一些不等于没有。我承认差一些，因为我这个人不大琢磨人。

    傅：是不是人比自然难琢磨？

    周：难琢磨，复杂。因为我比较简单，可以说为人处事比较喜欢简简单单，有什么事咱们直来直去的。

    傅：您善于和动物打交道，不善于和万物灵长的人打交道。

    周：万物灵长的人太聪明了，像我这样的人，脑子比较直，懒得琢磨人，也不太琢磨别人。这还体现出诗性和文性的一个差别，所以有的人是诗人，有的人是小说家，这里有非常大的差别。不但他们的文体，还在于他们的取向。

    傅：我觉得您写起自然来灵性实足，而一写起人来好像就拙钝了许多。

    周：诗人吧，关照内心，观察自己，琢磨自己，琢磨自然和动物多。而小说家琢磨社会多，琢磨别人多。当然，他同时也琢磨他自己。因为没有自己的深度也不可能认识社会的深度。这两个有很大的区别，也是散文家和小说家的本质区别，有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一种差别。

    傅：现在散文界有个说法叫“南余北周”，南方余秋雨，北方周涛，您自己认同这个说法吗？

    周：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差异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很友好，他的影响肯定比我大得多。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出版了以后，我拜读了，一直到今天，不管别人说好说坏，我是不改初衷。我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学者散文所达到的最高的高度。比如过去有很多学者，学问并不次于余秋雨，像徐志摩、朱自清那批人，都是留洋的，很有学问的。但他们写的散文还是作家散文，不是学者散文。他们并没有把散文和学者的某种长处结合起来。

    傅：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余秋雨开拓了百年来散文创作的新境界。

    周：他是第一人。他的文章写得很长，还很耐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是普及文化的一个学者。有些学者知识多，但没有他这么好的文才，才情。有作家有他这个才情，却没有他这么多的知识。他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

    傅：我自己对您和余先生的散文区别，有一个小的概括，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同。玩笑话说就是我的“三性说”，余秋雨的散文更多的透露出知性、智性和理性，而您的散文透露出的更多是感性、悟性和灵性。我不知道这是否说出了哪怕一点您和余先生在散文写作和为人性情上的一点区别？

    周：余秋雨他处的那个城市上海，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他做事情的时候也不像我在新疆，相对而言，有点古典色彩的地方。两个人地域和生活背境的不同，也造成两个人的区别。你这样概括我是同意的，也不知道秋雨是不是同意。怎么说呢，“南余北周”，我是有点愧不敢当。

    傅：“南余”的书卖得非常好，除了书本身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外，读者好像更喜欢读余秋雨。相对来讲，“北周”在书的销售上远远赶不上余秋雨，在这点上我都有点替您吃醋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余先生是学者，给人感觉有谦谦君子的风度。而您有好多人误解您，觉得您好像很张扬，很狂放，整个一魏晋狂士，先让媒体记者畏惧三分，躲得远。如果用“炒做”这个词来说，就是媒体对余先生的“炒做”要远远大于您。您怎么看待真正好作品的好销、“炒做”及其内在的力量这三者的关系？

     周：其实我也是谦谦君子。

     傅：我的意思没有说您就不谦谦了。

     周：我这个人吧，跟你说，光明，我的本质是非常善良的。

     傅：这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