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徐刚在《新观察》发表第一部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确立了生态与环保创作主题，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后的十几年里，他相继推出了《中国，另一种危机》、《绿色宣言》、《沉沦的国土》、《中国风沙线》、《江河并非万古流》、《长江传》、《黄河传》、《地球传》、《高坝大环境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中国江河大坝的思考》、《大地工程——内蒙古田野调查》、《国难》等一大批作品，进而赢得了“中国环境作家第一人”和“环保作家”的美誉。[1]此时，徐刚站在报告文学的中心地带，为人们所瞩目。然而，他就在这非常走红的时候，却悄悄地转身，到荒凉的边缘地带去开拓。近年来他所奉献的《大山水》[2]和《伏羲传》[3]就是他在边缘地带探索的成果。

一

如果以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徐刚的《大山水》和《伏羲传》，我们很可能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两部作品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所谓报告文学，以一般的理论来看，就是以文学的方式撰写的新闻报道，它不仅讲究文学的形象性、抒情性和独立的理性思考与价值判断，而且强调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及时参与现实的社会性”[4]。著名报告文学学者袁殊曾经对报告文学的译名作了辨析：“‘报告文学’，这一名词在中国还是很新的。……这名词，有时也称为‘通讯文学’，是从‘reportage’的译语；而这‘reportage’是从‘report’（报告）这字变化出来的新名。”[5]显然，报告文学是在现代新闻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天生地与新闻有着不解之缘。因此，报告文学的这一特性决定着作家们往往取材于现实生活，以表现时下社会现实中的人物、事件和重大问题，就像徐刚先前创作的报告文学所关注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重大现实社会问题一样。就新近30多年的报告文学来看，虽然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海葬》、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等作品叙述10年前数10年前乃至一个多世纪前的历史事件，然而这些历史并不遥远，有些历史事件由于某些原因长期以来一直蒙着神秘的面纱，许多历史细节不为人知，作家们通过报告文学的形式揭示出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某些鲜为人知的东西，而且这些历史事件与作家们所立足的现实多少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因而，这些报告文学虽然所写的是10年前数10年前的历史，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新闻价值。新闻的时效性在这些报告文学中虽然没有表现当下现实生活的那么强烈，却也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报告文学的时效性在强调所叙写的历史与当下的某种联系的同时，在时间上也具有一定的限制。这就是说，报告文学所叙写的对象，通常来说，应该是并不遥远的历史，一般来说在百年以内。

徐刚新近推出的《大山水》和《伏羲传》所叙写的对象令人惊骇。《大山水》既叙述了亿万年来作为亚洲腹地的青藏高原到帕米尔高原高山大川的形成和演变，又描写了这里数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中国各民族部落的形成与生存的历史变迁。在《伏羲传》中，作家将笔触伸向距今数千年前的历史洪荒，去探寻6000多年前中华始祖伏羲的踪迹。而且，作家的叙述并不仅限于此，他甚至将目光投向数十万年一二百年前的人猿揖别时代，在沧海桑田的自然变化中展现人类祖先的活动行迹。作家通过非常翔实的历史资料与现场田野调查，再现了8000年前到6000年前中华民族祖先们的历史行进足迹和文化雏形。在这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徐刚以他的大手笔描绘了中华民族始祖在艰难困苦的严酷环境中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原始文化，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追溯到最初的渊源。徐刚的这些作品无疑具有其非常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然而，对于历史的追索和探源并不是报告文学的使命。因为报告文学的新闻特性决定了它必须面对现实，表现当前人们所关心的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徐刚近年的写作显然由关注现实转向了对远古的历史与文化的探索，他的这一转变意味深远而丰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挑战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和时效性。如果说6000年前的中华始祖伏羲都可以进入报告文学作家的视野，如果说亿万年前的青藏高原的造山运动与冰川的形成都可以被纳入到报告文学的版图，那么还有什么人物和事件不可以由报告文学来叙述和描写呢？虽然报告文学的新闻时效性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规定，但是它还是应该有个大致的度，不应该走得太远。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徐刚在叙写这些大山大河与伏羲的历史行迹之时，特别注意到最新考古的重大发现。正是这些新近的重大考古发现为他的宏大的历史叙述和宏阔场景的描绘以及高屋建瓴的议论和气势磅礴的抒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考古的最新发现既改变了我们过去得出的某些结论，又拉近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让那些非常遥远的时间阻隔消失了，让那些久远的历史鲜活起来，仿佛就在眼前呈现。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近考古发现的引进，给作品增添了某种新闻的意义，从而赋予了作品报告文学的特性。

二

无论徐刚的《大山水》和《伏羲传》是被判定为报告文学，还是被排斥在报告文学之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应该归入纪实文学或者非虚构文学的行列。所谓纪实或者非虚构，必须叙写历史上存在的人物或者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说这些作品所叙述和描写的一切都必须与历史事实相吻合，杜绝一切无中生有和移花接木的虚构。这就是说，纪实文学或者非虚构文学必须建立在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因此，纪实文学或者非虚构文学创作，借用闻一多的话说，也算是“戴着镣铐跳舞”。徐刚的《大山水》和《伏羲传》是以历史为基点，以考古发掘为支撑，着力叙述亿万年、数千年前的历史，竭力还原蛮荒时期的历史真实面目。但是，亿万年前的地质演变和数千年前的历史毕竟非常遥远，虽然可以得到不少考古实物的验证，但是所遗留下的东西实在有限。就《伏羲传》来说，作品中所叙述的伏羲，是一个史前人物，虽然在古代史籍、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出土文物中出现，但是其面貌仍然十分模糊，而且这其间还夹杂着许许多多前人的想象和虚构。就连他究竟生活在那个具体的年代都无法考证。要叙述这样一个人物，首先得剥离附着在他身上的神话的色彩，其难度可想而知。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本所引述的远古神话与秦汉墓葬出土的神话艺术也是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是中华民族先祖们原始思维和想象的真实，因为这些神话传说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不是现代人的编造。关于伏羲的生平和历史细节在古代叙述中不仅稀少，而且非常模糊，有些还相互矛盾。如何将伏羲的历史叙述得丰满而且真实，对徐刚来说这无疑是一大挑战。不仅如此，徐刚面临的更大的挑战就是伏羲或许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从远古的神话传说和出土文物来看，他很大可能只是一个历史符号，是中华始祖的一个代表，一个象征。既然如此，徐刚据此对伏羲作准确的定位，他没有将其当作某个具体的人来描写，而是突出了他的符号性与象征性。然而，徐刚并没有因此而天马行空，驰骋想象，将《伏羲传》写成一部神话小说或者传奇故事。他根据各种史料、考古发现、文物器件和实地考察与调查，对这位中华始祖的行迹作出合乎历史逻辑的推演。在徐刚的笔下，伏羲应该是蓝田华胥国人，其活动区域并不局限在某个狭小的地方，而是从甘肃大地（帝）湾到河南周口一带广阔的地带。他的生活年代也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世纪，而是以伏羲名义而延续3000多年的中华始祖。从结绳织网到存火烹食的开始，从农耕的出现到媒聘嫁女礼制的形成，从彩陶的制作到圣殿的建造，从河图洛书的编绘到阴阳八卦的推演，……中华文化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伏羲那里。因而，徐刚在这里并不是要为伏羲这个具体的人立传，而是以叙述始祖伏羲的英雄业绩来追溯数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曙光。因而，《伏羲传》的真实不在于伏羲这个人物的人生经历，而在于6000年前到3000年前中华远祖的生活方式和文明智慧。比如，作品中对大地（帝）湾时期先民们彩陶的制作技艺和绘图艺术的叙述是以当地的考古发掘出的陶片器具为依据的，其历史真实是不庸置疑的。华夏民族对太阳和花的崇拜不仅以史籍记载为依据，而且还以出土的许多文物作实物佐证。由此可见，徐刚对原始初民的叙述决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言必有据的。

纪实文学既要求所叙述的对象必须是历史或者现实，不可虚构，又强调在叙述历史或者现实时必须赋予其文学性。而这文学性最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动人的细节描写和具体生动的场景描绘。而细节描写和场景描绘对于以现代社会生活和人物为叙述对象的纪实文学来说，相对比较容易，而对于那些远古时代的人和事的叙述而言则比较困难。因为现代社会的人和事，所留下的记录材料比较丰富，有时通过对当事人采访或者田野调查都可以及时找到直接的证据和第一手材料；对于远古时代的人和事的了解，显然是困难重重，这不仅在于材料非常稀少，历史记载非常简略，还有不少材料掺合着口口相传过程中叙述者的想象和改造，而且在于古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与今人相距甚远，远古初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与现今大不相同。尽管如此，徐刚还是将《大山水》和《伏羲传》叙写得格外生动，他在丰富的历史史料和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诗人的想象，向读者描绘出一幅一幅十分精彩的先民生活的画面和场景。

雨后大地湾风清气爽，人们重新聚集在伏羲身边，捡出几条火烧过的鱼，争相大嚼，吃得津津有味。伏羲告诉众人，山林里雷火蔓延过火之后，生鱼就变成这样了，“火！”“火！”大地湾人如获至宝，一片欢呼声。伏羲回头望去，林子里的火虽然已经不见，但有白色的烟，走近一看这是一棵枯死的树，浓烟中还有火星，伏羲蹲下望着这火星，不经意间随手捡起几根枯枝放上去，一会儿，火光重起，眼看着那根树枝渐渐烧红，烧得通红，火焰熊熊，伏羲又捡来一捆连枝带叶的柴火覆盖其上，火焰被压下去了，只是冒烟，随后大火又开始燃起。伏羲当即决定，派人守着这堆火……

这是《伏羲传》中对伏羲对火的利用的生动描述。徐刚的这一番想象是以《帝王世纪》、《拾遗记》和袁珂的《中国神话和传说》有关记载和论述为依据展开的。在《大山水》中，作家又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晚更新世是中国大陆进入第四纪以后最冷的时期，青藏高原继续抬升，冰川冻土、高原沙漠已成为一统天下，湖泊面积缩小成为咸水湖。距今1万多年时，青藏高原已达到现在的高度，作为地球屋脊的使命完成，耸立在亚洲南部，垂直谱系完整，雪线上下，是珍贵而丰富的多样性生物冰清玉洁的家园。斯时也，青藏高原已成为至高至巨举世无匹的高寒环境系统，独立苍茫，托举雪山，孕育冰川，发源江河。在这之后，人类始祖从史前地理大发现开始，便视之为大荒凉、大神秘、大神圣的吉祥之地。

这里宏阔景象的描述是以充分的地质资料和刘冬生等编译的《第四纪环境》为根据，向我们展现了青藏高原的冰川发育的盛景。徐刚的这些想象由于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因而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虚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真实想象”，即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作出合乎情理和历史逻辑的想象。这种“真实想象”无论在报告文学中，还是传记文学或者纪实小说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使这些纪实文学的描写和叙事丰满生动，给读者带来丰富的审美享受。

徐刚的《大山水》和《伏羲传》虽然是对数千年乃至亿万年历史的追述，但是仍然给人以强烈的在场感，仿佛远古的一切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消逝而离我们远去，而是就在我们眼前显现。作家在叙述历史时并不只是一味地钻故纸堆，也不是靠旁征博引取胜，而是常常把我们带到现场，让我们与他一同成为历史的在场者，去见证那鲜活的历史。在《大山水》中，徐刚呼唤道：“亲爱的读者，现在让我们站在青藏高原无人区的化石山上，追思曾经的古海，漂移的大陆。”作家在这里通过呼告将读者引领到青藏高原的化石山这一具体的地理位置，与他一同“追思”。“我们已经看见了，就连自由的大气因为青藏高原也有了短暂的不自由，后来复归于自由时，它也必须得升高，找到另一条路并且架构新的格局。地球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根小草、每一片雨水、雪花或者丝丝缕缕的大气，都感受着青藏高原的存在，在风景与灾难之间，在高寒与干热之间，在流水与荒漠之间，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望而生畏！”在这里，看见青藏高原盛景的显然不只是作家本人，而是包括广大读者的“我们”。在这篇作品中，徐刚还不时叙述自己到青藏高原与新疆天山等地旅行和考察。在《伏羲传》中，作家同样到古代文化遗址现场，他不只是自己观察原始初民们生活遗迹，以“这是……，这是……”的语句，作现场报道，将读者带到现场去体验。徐刚的这种现场报道式的叙述，为作品增强了新闻感，可以说是他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到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三

在我们的印象中，报告文学基本上围绕着某个人或者某个重大事件展开叙述和描写，基本上都是在现实当下的时空中运行和思考。从30年代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到30多年前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再到80年代的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再到新近何建明的《永远的红树林》等，这些经典性作品的创作运思都在现实的时空之中。虽然有些报告文学书写的是数十年前或者一个多世纪前的历史，但是作家的叙述基本上是也都在相应的时空之中，也就是说其叙述议论的时空相对比较固定。然而，徐刚对这样的书写时空相对固定显然并不满意，他要以自己的探索向外拓展。《大山水》和《伏羲传》就是他这种尝试的文本。在《伏羲传》中，作家穿行于数千年的历史时空，以一个生活于20-21世纪的现代人与远古初民展开对话，让自己的叙述和书写激活早已枯黄的历史。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时而站在历史的废墟和考古现场，面对着历史的遗迹和珍贵的文物发挥诗人的想象，将读者引领的数千年前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作精神遨游；时而引述古代神话与民间传说，向读者展现一个个神奇的远古人物和故事，让人领略到先祖们丰富、奇特而瑰丽的想象；时而旁征博引，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充分展示出伏羲所代表的原始时代中华民族祖先们的智慧和成就……因而，在他的纪实文学文本中，徐刚已经不受现实时空的束缚，既站在文化遗址之上发现代人之幽思，又由流传千古的神话传说、史书记载和出土的先秦与秦汉艺术进入想象的天地，于是，伏羲带领部落的人们编织鱼网、播种庄稼、生火烹饪、构建房屋、绘制河图洛书、推演阴阳八卦等情景历历在目，还徜徉在专家学者们的论述和历史史料中，勾勒出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原始初民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以及语言的产生等等。

徐刚的《大山水》与他先前的《中国，另一种危机》、《绿色宣言》、《沉沦的国土》、《中国风沙线》、《江河并非万古流》、《长江传》、《黄河传》、《地球传》、《高坝大环境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中国江河大坝的思考》、《大地工程——内蒙古田野调查》这些环保和生态报告文学创作既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又有某种新的探索和突破。从1980年代发表《伐木者，醒来！》，徐刚的报告文学就一直钟情于环保与生态，就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中，他已经由聚焦于某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滥砍滥伐森林问题，沙尘暴问题，在大江大河上修建水坝的问题）和事件（如非典事件）转向对我们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与黄河生态恶化的思考，对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自然环境的认识。作家的书写与叙述的视野也在不断地拓展与延伸，由现实向历史挺进，将目光由聚焦某个地域扩展到整个地球，由人类生活与生存转向亿万年大自然的沧海桑田的演变。到了新近的《大山水》和《伏羲传》，他仍然保持着以宏阔的视野和纵深的历史感展开叙述，但是他已由生态与环保问题开始转向对中华各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探询，而且在他这里，历史与地理、文化相互融合和交汇，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单纯地探访历史，而是将人类的历史放在地理环境的演变和变迁的大背景上去认识，他所呈现的历史也不单纯为了显示历史的辉煌和灿烂，而是在探询历史足迹的过程中寻找民族文化的活水源头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和融通，从而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深刻认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明特质。《伏羲传》的意义并不在于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立传，而在于认识伏羲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祖先的创造文明的艰难过程和原初中华文明所包含的文化遗传基因。《大山水》的意义当然不在于对青藏高原上高山大川的精心描绘，也不在于赞美这里宏大壮阔的自然景观，而在于揭示这里的大山大河与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中华儿女的密切联系，这些大山大水养育了包括汉、藏、怒、傈僳、珞巴、羯、羌等各个民族，培育了生活在这里各民族的性格，孕育了形态各异而又交相辉映的文化，因而这些大山大河不仅见证了千百年间各民族的生产生活，而且融入了他们的历史和文明。

在《大山水》中，徐刚以诗的语言写道：“边缘为保守者；/边缘为镶嵌者；/边缘为过渡者；/边缘为风景集大成者。”当他立足于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边缘到时候，他的脑海里产生了这样的诗句。同理当他在报告文学的边缘地带进行探索时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感受。对于每一位勇于探索的作家来说，边缘还意味着探险，意味着挑战，意味着孤独和寂寞。当他突破报告文学某处边界的时候，他留下的文本就可能意味着向现有文学理论的大胆挑战，并且昭示着向某种新的文体的过渡，而这种过渡既可能获得成功和辉煌，也可能遭到失败而遭到批评。当他在报告文学边缘地带行走之际，他可能看到更多迷人的风景而感到十分激动。而他探索的文本同样为我们读者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也为专家学者们创建新的报告文学理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10年8月6日于扬州存思屋

参考文献：

[1]贡玮.徐刚：用热血撰写中国绿色圣经的人，[J]诗歌月刊2009-8.

[2]徐刚. 大山水，[J]中国作家·纪实2006-5.

[3]徐刚. 伏羲传，[J]中国作家·纪实2010-8.

[4]李炳银.报告文学论，[J]中国作家·纪实2006-2.

[5]袁殊.报告文学论，[J]文艺新闻第18号（1937-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