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的迷失与红楼文化的危机

　　孙伟科在《文艺报》著文，提出了“热闹的红楼文化”“包含着深刻的危机”， “举步维艰” 的红学，应该“成为文化创造力之学”。这在当前无疑是一个极为有意义的话题，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的问题。

　　首先，如何全面、辩证、正确的评析当前红学和“红楼文化”的形势和状况，应该有个共识的标准和视角，这就是应从是否有利于正确宣传、传承、普及文化“国宝”《红楼梦》这个角度来探讨。红楼文化的产生和出现几乎是同《红楼梦》的流传同步的。最早的红楼诗词、红楼绘画、红楼曲艺等，其实是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用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解读和表达，它在《红楼梦》流传史上起着普及、宣传《红楼梦》的积极作用。 红楼文化的危机是近几年的事情，它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许多是商业的逐利的巨手在操控，例如所谓红楼餐饮之类。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红楼文化的发展、变异和危机，同红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红学通过不同途经在影响红楼文化。当前红楼文化包含的危机与红学的迷失有极大的关系。例如，令一些人着迷、甚至趋之若鹜的“揭密红楼”和“探轶”《红楼梦》后40回的“真故事”的兴起和走红，这已经不单单是红楼文化了，它已经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们对它关心的热度和广度已经超过了小说《红楼梦》本身。而作为一种“红楼揭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和形成，其源是受红学研究中的所谓“探轶学”的影响。而再追溯 这“探轶学”的产生，则是源于胡适当年的否定后40回。本来，程伟元、高鹗当年经过多方努力，使当年“无定本”“无完璧”的《红楼梦》，得以以120回本(就是后来被人们统称为“程本”的《红楼梦》)的面目流传。胡适否定后40回的这一做法，被他的继承者们加以放大并推向极致，在无确凿可靠证据的情况下，硬说程伟元是一介书商，程伟元出于商业的逐利，编造了《红楼梦》后40回成书的假话，高鹗则是受皇帝的旨意，窜改了前80回，就这样，后40回被彻底否定了，程本的前80回也被基本否定。而把来历不清、面目不明的脂砚斋的批语作为研究后40回的权威根据，于是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所谓 “探轶学”。这本来是红学研究的一派观点。在红学界从来没有统一过。从学术研究角度说，就是再研究一千年也无可厚非。但是，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部以否定后40回为特征的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继之，强势媒体又大力讲述、宣传“揭密红楼梦”“红楼梦后40回的真故事”之类，这样，连中学生都知道《红楼梦》后40回是“伪续”。于是，原本属于红学界内部的“一家言”，便成为了一种社会的文化现象。其影响所及，不仅直接干扰了人们阅读《红楼梦》文本，它的直接和间接危害是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乐此不疲地跟着一些人去探寻这些“真故事”，而对《红楼梦》本身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含蓄蕴藉的艺术却少有(无暇)问津了。而且，由此还使人们产生一些猎奇心理，于是，各种“雷人”的学说纷起(例如有人要“拯救红楼梦”)。致使《红楼梦》研究出现了泛娱乐化、非文学作品化、非学术化和神秘化的怪现象，把本来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附加了种种“特异功能”。至于孙先生说的一些人在“没有一些可靠的文献根据”的情况下，自立学说，其实也源于当年否定后40回的胡适及其后一些追随者们的影响。他们在否定后40回，否定程伟元、高鹗的自序时，也是“没有一些可靠的文献根据”的。胡文彬在其新著《历史的光影——程伟元与〈红楼梦〉》一书中，以大量确凿可信的事实材料证明，程伟元不是一介书商，他出身书香门第，本人是有相当文化底蕴的文人。他对《红楼梦》一书的整理、出版是对当时即将流失的文化珍品《红楼梦》的抢救！对程伟元和“程本”《红楼梦》的否定实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冤案。此书此论在当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历史是最好的证人，历史又是一面镜子。《红楼梦》流传200余年来，泽被广远，它的“乳汁”，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诚如孙伟科所列举的鲁迅、茅盾、巴金等人。而这“乳汁”，并不是现代红学家们刻意论证的什么“红楼后40回的真故事”；也不是一些红学家乐此不疲地考证的曹雪芹的祖宗的祖宗；也不是来历不明、面目不清的脂砚斋究竟是谁和他的批语；也不是那个“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什么真、假本《红楼梦》的问题；更不是《红楼梦》背后映射的清宫秘史的“秦学”之类； 这些一代文化大家，所接受和吸取的不过都是那个120回本《红楼梦》一书本身所体现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含蓄蕴藉的艺术及其高度结合的魅力。这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一切研究《红楼梦》的人们不应忽视的。

　　其实，哀叹红学“举步维艰”，这正是对红学研究的一种迷失。《红楼梦》作为一部文艺作品，其欣赏自然可以是多视角的、全方位的，正所谓“一百个读者心里可以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是，红学史告诉我们：《红楼梦》引起的多起纷争，确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包括正确解读)《红楼梦》本身所体现的思想和艺术的问题。俞平伯先生晚年在他还很清醒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外界影响的情况下，认真地总结了他的红学研究，很负责任地自省说：“ 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又说，“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对俞平伯先生的这个认真的反思，红学界至今处于失语状态。还有，从胡适创立新红学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批评俞平伯和70年代的全民“评红”，虽然从总体上已经有了结论。但是，遗留下来的许多理论问题尚需要重新研究和认识；有许多正本清源的工作需要去做；有许许多多的混乱认识需要厘清；“文革”的“左”的影响，还在或明或暗地影响我们对全书的思想内容以至于对人物思想形象的解读。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置这些大量的“选题”不顾，却哀叹“举步维艰”，不能不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迷失。(张兴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