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读到一篇揭露范仲淹欺世盗名、炒作他人作品的文章《〈岳阳楼记〉作者并非范仲淹》。文章说，《岳阳楼记》作者其实并非范仲淹，而是在《岳阳楼记》中受到范仲淹称赞的那位滕子京。滕子京也其实不是一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好官，而是一个沽名钓誉的“无赖加巨贪”。

文章特别强调，滕子京在岳州任上，根本不曾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景象。而在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形下，巧立名目四处搜刮钱财，“所谓‘重修岳阳楼’，只不过是‘能臣廉吏’滕子京搞‘形象工程’和抓‘第二收入’的一种方略，政治上得资本，经济上得实惠，好事儿都被他一个人给占全了。在岳州任上，滕子京挂羊头卖狗肉故伎重演，疯狂地在民间征敛赋税，‘所得近万缗’（古时一千文为一缗）”。

范仲淹是滕子京的知交朋友，已经有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嫌疑。《岳阳楼记》之前，范仲淹压根就不曾到过岳阳楼，“范仲淹收到滕子京用他口气写的《岳阳楼记》之后，心领神会，一看这《岳阳楼记》写得确实也还不错，不愧是当年同科进士的水平，于是也就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因此，范仲淹犯下了为滕子京“瞒天过海”的罪过，自己也成了一个欺世盗名之徒。

文章作者破除范仲淹“忧民”的神话，自有他借古说今的用意，表达对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政绩官员”和当今文坛利用名家“瞒天过海”和“移花接木”的不满。但是，为此目的付出的代价却是未免太高了一些。破除范仲淹“忧民”的神话，可能成为对中国文化道德资源的自我糟践。

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而为中国人世代称颂，不只是因为他的话说得好，更是因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苦于官吏的苛政，所以特别期待官员的“忧民”美德。“忧民”的神话，它的价值在于道出了人们的心声，至于是由谁制造的，那反倒不太重要。

瓦解了范仲淹“忧民”的神话，直接遭破坏的是人民要求官员忧民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按照瓦解神话的逻辑，既然天下当官的都必然是败德之徒，连范仲淹都不例外，那么，老百姓就根本没有现实理由对当官的提出任何道德要求。在揭露范仲淹欺世盗名的文章后面，有一种时下相当普遍的社会犬儒心态，那就是不相信任何人会真的立志要当个有道德的人。古人也好，今人也罢，公开说出自己的道德志向，肯定暗藏着什么利己的动机。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向善教育，许多是通过通俗戏文、童蒙书、善书、历史人物故事来进行的。这种道德资源在不断的批判中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进一步的瓦解，只能使这一资源遭受更大的破坏。不仅如此，还有可能把劝善的故事变成劝恶的故事。

孔融让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说的是兄弟谦让。瓦解这个道德故事者说，孔融让梨其实是教大家学乖。你想要的时候，要做出不要的样子。孔融拿梨，只要小的而不要大的，这是“大智若愚最好的体现。其实孔融是在装傻，他出奇地狡猾！经过了让梨，孔融自然会得到许多益处……从人性角度言，小小孩儿，看见梨子，选择大的才是人的真性情，这是符合人性的，拿小的，不是有心机，就是四川人说的‘方脑壳’”！一个劝善的故事就这样变成一个劝恶的故事：人应该守住自私的“本性”，不然就只能要么是奸诈，要么是傻冒。

犬儒式的“敌视崇高”和“瓦解崇高”，继承了革命大批判“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传统，同时也是对革命伪崇高的一种矫枉过正。多年来，有多少崇高的理想一一破灭，使得人们普遍陷入道德虚无和功利主义之中。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这样的非道德状态中健康存在，这是我们必须重新重视传统道德的根本理由。现有的传统道德资源虽然不完美，但十分珍贵。与古代文物一样，传统的道德资源也是毁一件就少一件。如果一件件毁去，总有一天整个民族会落得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