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能够在哪个衙门中找到请托的人物。或许深谙曹家的内情，雍正知晓这个情况以后，给这个皇家的奴仆留了一点余地。为防止有人吓唬敲诈曹頫，雍正特地在曹頫的请安折上写了严词批语：“你不要在京城乱跑门路，交结他人，那样只能拖累自己，瞎费心思力气买祸受。主意要拿定，安分守己，不要乱来，否则坏朕名声，就要重重处分，怡亲王也救不了你！”雍正能够体察曹家亏空的原因，不是因为曹家的贪婪，反倒是因为对父亲康熙的忠诚，一度特派允祥试图拯救这个正在堕落的家族。

实际上，精明的曹寅在兼理淮盐事务时，便发现了这场亏空的可怕。衙门之中除了“冰敬”、“炭敬”、“别敬”、“程仪”等高收费之外，还要规定“平规”、“盐规”、“税规”、“漕规”、“棚规”等名目中饱私囊。酷吏们将这些日益增加的税额压到盐商身上，盐商无力承担以后便产生了大量的欠款，最终出现了根本无法还清的财政黑洞。当曹寅试图清理这些债务时，老谋深算的康熙劝阻了他，这位皇帝知道，在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下，处理这些债务只能使曹寅本人陷入更艰难的处境中。

清朝实行职官底薪制，正一品的中央大员年俸仅仅一百八十两，这一百八十两银子还不够这些官员们一天的花销。更不可思议的是，连官员的办公费也要从那少得可怜的年俸里开销。康熙一朝的清官于成龙，出远门时只能骑一头毛驴，而且尽量不带家属或少带家属，不雇佣人或少雇佣人。因此他们必然要以种种方式去弄钱。大小官员们最方便、最有效的方法当然就是以权易钱，借办公事之便，向下级官衙勒索，任官礼、升官礼、就职礼、年礼、节礼、寿礼等就成了定规定制。雍正事先曾经做过周密的调查，巡抚一年的正项俸银只有一百三十两，而山东巡抚黄炳一年收下的规礼多达十一万两之多。

康熙末年，为了应付官员们不断增加的规礼，曹寅不得不向属下的商人们增加税额，而一般的官员则向百姓勒索“火耗”。在明清两代，州县官员从百姓手中征收来的地丁钱粮，大都是成色不等的散碎银两，而解到藩库的银子必须是重量相等，成色一致的银锭，因此，州县官就要将征收来的碎银重新熔铸，税吏要向老百姓额外多收一些来补偿熔铸过程中的耗蚀，地方官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决定火耗率。康熙朝监察御史李发甲曾说：“每岁朝廷每收一两银子，有的地方加派火耗动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

康熙告诫曹寅“生一事不如省一事”时，他自己也成为这些黑暗收入的受益者。曹寅拿着这些额外的税银，修筑了康熙在南京、苏州的行宫，雇佣工匠制造了种种精美的机械装置。既然皇帝本人也在参与、制造这场亏空，谨小慎微的曹寅渐渐地坦然下来，利用这些浮费为康熙皇帝搜罗奢华的丝织物品，为皇帝印刷豪华的《全唐诗》，为皇帝购买精致的丝竹乐器，当然也开启了曹家的奢糜生活。

雍正以铁腕手段，进行了康熙不敢触动的改革。他推出了两项措施：一是坚决取缔各种陈规陋习，一是给官员加薪，即史上著名的经济改革“火耗归公，养廉加俸”。雍正元年七月，他发布上谕，此后绝不允许中央官员对地方、上级官员对下级收受规礼，违者严惩，把破除陋规作为反贪的一项重要内容。凡被参劾、查知收规礼的官员都被雍正下旨惩罚，轻则罚款，重则罢官、拘禁，给行贿、受贿者以沉重的打击。许多官员不仅不敢要钱，连瓜桃水果等土特产、花鸟虫鱼等玩物都不敢轻易送收了。

火耗调归政府统一调配以后，明清以来几百年官吏的低薪制改成了高薪制，雍正“厚俸以养廉”成为现代“高薪养廉”的前身。尽管在大部分区域，归公的火耗缩小到以前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雍正一朝各级官吏们的表面收入得以暴涨：总督二万两左右，巡抚一万五千两左右，州县一二千两。官吏们的收入透明化公开化，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过，雍正帝的

改革可谓是绝无仅有。

雍正发动的这一系列经济、吏治上的改革让曹頫无所适从，他已经不知道从哪里再能得到大笔的银子，堵住前朝开始蔓延的经济黑洞。这个“好古嗜学”的年轻官吏，仅仅是一个爱读书守规矩的正派人，前辈留下的亏空多年没有弥补，此番更加不善经营。曹頫虽然有读书的天分，却没有管理织造事务的才能，以至在任期间累年亏空。雍正不断地催逼欠款，让曹頫痛苦不堪，在奏折中自陈“家口妻孥”已到了“饥寒迫切”的悲惨境地。

曹頫模仿着曹寅的“小动作”，精心地在江南挑选了一些古董珍玩之类的东西讨好雍正，他精心地选择了过匾对单条字绫一百副、笺纸四百张、对单条字绫一百副等礼物。而雍正在朱批上冷冷地说：“这些都是用不着的东西，以后不必再进。”曹頫再次费力地进献锦扇一百把，雍正不无怜悯地朱批道：“你的这些功夫徒费精力，朕甚厌恶，只有墨色的曹扇朕喜用，不过此种扇不必再进。”

一直到雍正五年，曹頫想尽了各种办法以堵住这个日益扩大的窟窿。雍正曾经规定，对贪官们的追剿期限为三年，经过了三年以后，雍正下令再进行三年，到雍正七年务须一一清楚，如届期再不完，就将该省的督抚从重治罪。曹頫曾经在江南贩卖过人参，却因为江南人对人参价值的低看而赔本；他在江南织造的位置上试图偷工减料，但雍正很快就发现他送来的绸缎变得粗糙，品质变轻、石青褂容易落色。雍正五年一月十八日，他与雍正派到江南主持盐务的噶尔泰发生了冲突，噶尔泰向雍正帝报告有关曹頫的情况：“曹頫年少无材，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雍正帝在“遇事畏缩”旁边朱批道：“原不成器”；在“人亦平常”旁朱批道“岂止平常而已。”从简短的朱批中，雍正已经流露出对曹頫的厌恶和不满。就在这一年，曹頫试着用从前的“规礼”收取驿站的银两时，终于惹下了塌天大祸。

那一年，曹頫负责解运江南织造的货物入京。经过山东境内的驿站时，他竟向当地驿站额外索要人夫、程仪、骡价等项银两杂费，并要求超出配额的马匹，山东巡抚塞楞额不得不参奏曹頫扰累驿站。雍正在盛怒之下发布命令，以曹頫“行为不端，亏空甚多”为由，撤了曹頫的职，要抄他的家。雍正担心曹頫转移家产，特命江南总督范时绎火速前去抄家，并将曹頫的管家数人拿下，关押审讯，所有房产财物一并查清、造册封存。查抄的结果，只没收了几万两银子，雍正帝以为他把家产都转移了。因此曹家的亲戚，苏州织造李煦的家也被查抄，曹、李两个家族终于彻底破产。

在严厉的查处中，雍正发现曹頫曾经帮允禟办过事，曹頫的舅舅李煦为允禩采买过苏州女孩，曹寅的大女婿纳尔苏首是允禵最得力的助手，在江宁织造府，人们查出允禟交给曹頫保存的一对高近六尺的巨铜狮。既然涉及到了允禩、允禵集团，雍正便更加冷酷地向曹家下手。更早一些，曹寅的妹婿被从盛京户部侍郎任上锁拿至京，交刑部治罪。再晚一些，曹寅的长婿老平郡王纳尔素被雍正围禁在家。李煦因为谗附允禩而流放到东北的乌喇，仅一载余，便被折磨而死；曹寅的老朋友孙文志被整治得倾家荡产，杭州织造孙文成因为曹頫的亏空受到牵连，也被撤职。

在曹家老小被清除出江宁织造衙门时，曹頫会盯着曹寅种下的那棵楝树。他突然想起“树倒猢狲散”的俗话来。不久以后，曹頫骚扰山东驿站一案审结，判曹頫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当年曹家花费数万两银子像流水一样，这时候曹頫已经无分文还债了，他只能戴上沉重的木枷，想办法凑足这些银两还款。曹頫被抄家之后，他在京城和江南的家产人口全部由雍正赏给了继任江宁织造的隋赫德，曹頫本人则因亏空未补完而被“枷号追赔”。他脖子上那副六十斤重的木枷大约戴了两年，直到雍正七年底才获宽释。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

故乡。甚荒唐，到头来还是为别人做嫁衣裳。”这句《红楼梦》中的诗歌，映衬着曹家在这一番变化中，对官场无奈而深刻的洞察。新上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接收了曹頫家族在江南的所有家产、人口。在这次连环的改革中，雍正的新宠臣们成为那些旧宠们家产的新主人。

曹氏家族，从东北奉天的奴隶包衣身份起家，因为几代人对皇帝小心翼翼地忠诚伺候而飞黄腾达，如今再以罪犯的身份跌落尘埃，在北京的青砖黑瓦屋檐下，曹雪芹会回想到南京城内红楼里的一梦。在“举家食粥”的窘况之中，年轻的曹雪芹开始构思了一部叫《红楼梦》的小说。

雍正当然想不到，自己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会间接导致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小说的问世。不过，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已悄然改变。当曹雪芹披着衣服在小说里感慨命运的无常时，他会听到，社会上开始流传“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此时，雍正朝进入了清代十三帝中最富足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