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拘泥于史”对我来说确实比较费心，具体来说就是尽量不要弄错大的史实。因为我写这一段时间很准确，在这一段时间里的事情也应该准确。比如，我在《东藏记》里面写贵州独山失守，出版时错印为“贵阳独山失守”。后来就有读者来信说贵阳并没有失守。这样大的史实是不可以错的。曹雪芹就很聪明，《红楼梦》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写起来多自由。

　　新京报：您童年时和全家一起辗转到昆明，后来在联大附中就读，这些经历和《南渡记》、《东藏记》里面的情节是什么关系？

　　宗璞：小说里面肯定有一些作者的亲身经历，比如海上风暴，那是我亲身经历的。但是，人物肯定不完全是按照真实的来写的。

　　新京报：我们都明白，小说中的人物不能和现实中的人物直接画等号，但是，作家刻画人物一般会有一个原型。您在《东藏记》里面写到，一个爱抽鸦片的教授，去一个土司家里，学生一学期没见到他。主任江昉没有续聘他。读者认为主任是闻一多，您怎么看读者的这种“对号入座”？

　　宗璞：用什么样的人物为原型来写小说中的人物，是作者自己的事；至于表现出来的人物，那就是公众的了。大家尽可以评论，这个挺有意思的嘛！这种索隐式的阅读也是读者的阅读趣味之一，像《红楼梦》就有很多读者进行索隐式阅读，猜测里面的角色对应的原型是谁，成为一种学问。但这只是一种读小说的方式。大多数人读小说还是要看小说的文本。小说本身是一个艺术世界，人们在其中遨游，在好小说中人们可以得到一个世界，何必去索隐。

　　新京报：有读者认为，书中关于尤甲仁、姚秋尔夫妇的描写是赘笔，没有会更好。您怎么看这种意见？

　　宗璞：作为《东藏记》中的人物，尤甲仁、姚秋尔夫妇这样的人是很有趣的。我觉得，有了这两个人物，书中的人物形象在整体上更加丰富。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人物，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不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绝对不能和现实中的人物直接画等号。知识分子群体是形形色色的，不能写得太单一。广播电台播出《东藏记》时，这两个人说的是天津话，很有趣。

　　小说里头有作者的所感所思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小说能够流传下去，研究小说原型就变成一种趣味了，读者只要从阅读中找到乐趣就好。千百年后，原型已经消灭了，可是这个艺术形象却保存了下来，有人猜是谁是谁，这是一种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