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先生在维也纳现身，不是作为文学评论家，而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和翻译家的身份。这个德国学者在中国文坛的名气，源于他那石破天惊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早几年，在我对顾彬还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曾领教了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尖锐、犀利和凌烈。

坐在顾彬对面，如此近距离地端详这个德国老人——德意志人那惯有的专注、理性和冷峻的作风，在他身上一览无余。他肃然直视前方的那一刻，我从他镜片后面的一双目光里，看到的分明是两块带着棱角的碎玻璃。作为神学专业出身的顾彬，他的言辞和神态，能让人感到一种神职人员的沉着与冷静。此外，德国人那闻名于世的严谨、苛刻、一丝不苟，也毫无悬念的凝聚在顾彬身上。

然而，我还是难得地看到了顾彬温和儒雅的一面。当他举起自己的小说，分别用德语和英语阅读其中动人章节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含情的，语调是舒展的，感情是深沉的。——这个时候的顾彬，从容收起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锋芒，展露出一个小说家的深情与谦和。顾彬似乎更喜欢站着讲话，他总是将跟前的座位弃之不理，昂然端立着。即使已经做完了报告而回到座位上来。只要有人提问，他马上会站起来，径直走到麦克风前，缓慢而富有节奏地、一字一顿地回答问题。他要保证从自己嘴里流泻出的每一段话、每一个音节都能被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听众。站着讲话大概还有一好处——那站立的姿态，便天然有种气势。顾彬默然的气质里，确有一种强势的作风。那种强势，令我联想到德国军人的气派。

我问顾彬先生，当代中国文坛是否有他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他冗长的回答中，我很清晰地听到两个熟悉的名字——王蒙和王安忆。谈到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他说，中国越来越多的作家为赚钱而写作，三五个月便炮制出一个长篇，这在德国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写作者只能被冠以通俗写手，而有愧于作家的称号。作家不应只为了钱而写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应该可以为文学献身，用心用时间创作出传世佳作，向世界读者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意义的中国。

他极力推崇香港诗人梁秉钧先生。认为梁秉钧是一个具有世界主义的诗人，华语文坛不可多得的人才，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他阅读翻译了其大量作品并推荐给欧洲读者。梁秉钧的诗擅长扑捉细节来放映生活，并著有探讨东西方文化的散文。对中西方文化兼收并蓄，运用自如。顾彬说，在北京的时候，发现不少中国作家看不起香港人，觉得香港没文化。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持这种观点的大陆作家是无知的，完全错误的。香港的文化一点都不比北京逊色。一谈到文化，谈到作家和作品，这个德国老人立刻露出批评家的本色，瞬间闪烁出他那锐不可当的犀利和咄咄逼人的架势。

顾彬曾是第一个把高行健介绍到国际上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翻译、研究其作品的外国人。但是后来，他又毫不讳言地表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文学水平很低。顾彬还是一个严肃的汉学家，心无旁骛地保持着令人尊敬的学术良知。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的看法，令人深思。作为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写作者来说，应该从这个侧面——一个西方学者直言不讳的观感中，窥得当今中国文坛的真相：“中国许多小说家，唯市场是图。明明过着精英的生活，却不愿承认自己是精英，还要伪装成老百姓进行所谓的“底层写作”，“把文学当成过好日子的手段或者游戏，而不是去表达自己真正的内心和生活。”

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优秀的文学批评能以其特有的审美、哲思和前瞻性把握到一个时代的脉搏和精神实质。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是设计师而不是小裁缝，不仅是作家作品的总结者，更应该是文学时代的预言家。”

我想，无论顾彬是设计师，还是小裁缝，针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人存在的问题，他的一针见血是必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样不同的声音，可以让我们保持清醒。尽管它可能不太全面，但却真实可靠。

                                                  顾彬先生

                                     顾彬先生和香港诗人梁秉钧先生

                                       顾彬推介自己的书

                                              顾彬在思考